美国和加拿大主要接种的是辉瑞-拜恩泰科（Pfizer-BioNTech）和莫德纳（Moderna）的疫苗。其背后关键技术都是mRNA。这两种疫苗有效率高达94%以上，mRNA 疫苗因此也被认为是美国和加拿大新冠疫情终结者。
这得归功那个66岁的老太太，匈牙利裔美国女科学家卡塔琳·考里科（Katalin Karikó）。如果没有她，也就没有mRNA新冠疫苗。
为这一天，她等了40多年。
莫德纳， 拜恩泰科，股价暴涨，投资人赚得盘满钵满，狂赚上亿，而考里科的分红只有300万美元。
对于这巨大的利益差距，考里科毫不在意，一笑置之。”还好。我只是喜欢我的工作，相信它的所有可能。我很高兴自己活得足够长，能看到我的作品结出果实。”
她的年薪，至今没超过6万美元。苦熬40年，她的研究一直被认为是没有希望，死路一条。没有科研经费，被解雇，被驱赶，被降职，被像虫豸一样遭到嘲笑和羞辱，是她40年的家常便饭。这点落差，真不算什么。
来自屠夫家庭
“我是在一个没有自来水、没有电视、没有冰箱的房子里长大的。这是我生命中的前十年。我甚至不知道还有其它的生活方式。我以为每个人都是这样生活的。”
1955年10月17日，考里科出生在匈牙利南部一个名叫萨拉什的小镇。他们只有1个房间。标准的穷苦人家。爸爸是这个只有一万人口小镇上的屠夫。
帮亲爹杀猪打下手，就是她的日常。不过，这个快乐的女孩，生性好奇，喜欢观察动物内脏，研究屠刀下生物的构造。生物学的兴趣自此产生，从此立志成为一名科学家，尽管她从未见过科学家。
从小学到大学，考里科一直很喜欢生物学课程。高中时，她曾获得首届杰尔米•古斯塔夫最佳生物学学生奖；大学时的她也曾获得过奖学金。1978年大学毕业后，考里科继续求学，并在塞格德大学（University of Szeged）取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随后，考里科在匈牙利科学院（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下属生物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工作。
研究新技术被开
早在1961年，科学界发现，在DNA和蛋白质之间有个“中间人”——mRNA负责传递信息。理论上说，只要控制mRNA，就能命令细胞只生产特定蛋白质，就可以制造自己的“药物”，从而打造出一种全新的疗法。
考里科参与一项临床试验，对一些艾滋病、血液病等患者进行双链RNA治疗，查阅了大量mRNA的资料。偶然间接触到的概念，一下子就迷住了她。她坚信mRNA可以成药，用来抵抗疾病。
不过，要将理论转化为现实应用，要难得多。几年下来，考里科没能突破。还因痴迷mRNA，没有别的成果，被单位开除……这是她30岁的生日礼物。
上个世纪80年代，考里科身边很多同事都想去美国工作、生活。而作为土生土长的匈牙利人，她并不想离开祖国。不过，这里似乎没有给她很多就业机会。失去工作的她，不得不远赴美国，接受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提供的工作机会。
泰迪熊里藏了一千两百美元
1985年，考里科和丈夫带着年幼的女儿离开了匈牙利前往美国。为凑盘缠，考里科破釜沉舟。她卖掉自家汽车，将在黑市上换的1200美元缝进2岁的女儿苏珊的泰迪玩具熊里（当时匈牙利政府只允许他们带走100美元）。这是她当时的全部身家。
到了美国，谁也不认识，还有些语言不通。千辛万苦，大洋彼岸的美国梦并没有想象的那般好。
那段时间，研究mRNA的科学家并不在少数，但摆在大家面前的是一个致命难题：mRNA在到达靶细胞之前，会被人体的防疫系统破坏，简单的说，就是mRNA会引起人体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
经历过无数次失败后，大多数科学家都放弃了。在当时看来，mRNA的成药性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事情。科学界都认为改造DNA是治疗遗传疾病“一劳永逸”的办法。
考里科却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mRNA上。读博时期她便认为mRNA在治疗疾病上更有潜力，在博士后的研究工作中她依然坚信自己的判断。然而她博士后的老板并不这样认为，在一次大吵之后，考里科差点要被驱逐出境。没有科研经费，没有研究团队，她陷入绝境。
此时隔壁的宾夕法尼亚大学递来一根救命稻草。1989年考里科离开天普大学，来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新的职位为研究助理教授，比原先的降了好几个级别，比副教授还要低一些，几乎就不可能获得终身教职。
也就在这份工作里，考里科迎来了一次不小的突破。她与人合作，将mRNA导入到细胞中，成功地合成了mRNA编码的蛋白！这也就意味着，也许可以使用mRNA来改善心脏搭桥手术的血管，甚至还可以使用该技术来延长人类细胞的寿命！
遗憾的是，当时对mRNA的研究已如“一潭死水”。考里科的研究成果不仅不被看好，也没获得业内关注。
被逐出实验室
1990年，考里科提交了第一个mRNA治疗申请，希望获得资金来进行开发，却被拒绝了。用mRNA作为治疗方法，在那时看来是被认为是过于激进的，财务风险巨大。所有的投资机构都对考里科说了“不”。
“我一直在想办法改进技术，寻找更好的RNA、更好的递送方式。” 考里科知道当时设计的mRNA会引起小鼠体内的炎症反应、危及健康，所以要想办法让mRNA“欺骗”机体免疫机制，让它认为mRNA不会对机体造成伤害，这样才能提高mRNA成药的机会。
为此，考里科整天泡在实验室里，常常是从早上6点一直研究到深夜，甚至睡在办公室里，周末和假期也是如此。她说：“在别人看来，这似乎很疯狂、很挣扎，但我在实验室里很高兴。用我丈夫的话说，’这是给你的娱乐’。我觉得自己不是在上班，而是在玩耍。”
不过，考里科对mRNA的研究热情，并没有非常快地转化为“看得见”的成果。加之当时科学界对mRNA的认识一直停留在“极为困难”的阶段，没有人愿意资助考里科继续研究。
“我试图申请获得政府资金、投资者的私人资金等等，但每个人都拒绝了。”
1995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决定将考里科降职。在被降职后不久，考里科被诊断出患上了癌症，她的丈夫因签证问题被滞留在匈牙利。此时的女儿正在读书，还需要钱来支付学费。
“通常在那时，人只会说再见然后离开，因为太可怕了。” “我想去别的地方，或者做别的事情。我以为是我不够好，不够聪明。”
迟迟未等到的资助、猝不及防的癌症、不在身边的家人，似乎每一件事都在问考里科：还要继续研究mRNA吗？
躺在病床上的考里科最终还是给出了“YES”这个答案，仍然坚持十几年来坚持的研究。这一次的抉择也决定了mRNA后来的发展。
考里科说，”宾大的前主席对我的态度很糟糕，一度把我赶出了实验室。他告诉我，我可以去动物园附近一间小屋，作为我的实验室。”
考里科在被降职后要求宾大的新主席恢复她以前的职位，却被告知她不是 “教员的料”。
她只能从一个个高级科学家的实验室辗转，变为人手不够时的“替补”，彻底陷入了人生的低谷。
复印机前的一次偶遇，得到了第一笔经费
没经费，考里科连最新的学术杂志都看不到，只能自己复印。这才有了学校施乐复印机旁的奇遇。她遇到了 “贵人”、免疫学家德鲁·韦斯曼（Drew Weissman）。
“那天我正在扫描东西，韦斯曼博士正好也在，我向他介绍，我是一名RNA方向的科学家，我目前着力在研究信使核糖核酸mRNA在疾病预防方面的前景。”
“万万没想到，韦斯曼博士也告诉我，他正在想研发针对HIV艾滋病的疫苗，或许需要利用携带特定遗传信息的mRNA来诱发人体产生特定病毒蛋白。”
考里科表示，那一刻仿佛遇到了“天选之人”，自己就如同在婚礼上激动的新娘，连声说道：“Yeah， I do， I can do it！””我是一个RNA科学家，我可以用mRNA制造任何东西。”考里科说。
韦斯曼博士一听顿时来了精神，立刻决定资助她！
两人成为合作伙伴。
1997年，考里科熬出了头。拿到第一笔经费，10万美元。
有了这笔钱，项目渐有起色。
8年后的2005年，他们终于找到解决人体免疫反应的办法，用弱化的版本替换了一个RNA的模块。
这样，人造的mRNA，就像神偷一样，不知不觉的潜入人体细胞，而不会惊醒人类的免疫防御系统。
“mRNA能用于改变细胞功能”这个突破性的进展，在他们看来，大有可为。
两人联名发表论文，称找到mRNA的“致命弱点”。这是一项革命性的研究成果。
然而，学界和市场，却给他们泼了很多盆冷水。
考里科和韦斯曼拿着他们的mRNA技术项目，纷纷向各大基金委申请研究经费。项目审核小组却不认为mRNA是很好的治疗方案，将他们的申请扔在了一旁。
投稿各大一流科研期刊也杳无音讯。只有《免疫学》勉强刊发，但没有太多人关注。
考里科和韦斯曼还是要大干一场。他们继续在实验室，埋头精进。他们成功完成了在猴子身上的活体实验。进一步证明，mRNA技术可以诱使动物选择制造蛋白质。而这样的技术，或能促使人体制造胰岛素以治疗糖尿病等基础性疾病上；同时，还能用于制造疫苗。
大干一场还是黄了
2006年考里科和韦斯曼申请了第一个mRNA相关专利，成立了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尝试以mRNA为基础开发药物。公司获得的美国政府小企业资助100万美元快用完了，还是没有联系到制药公司和风险投资。考里科回忆道，“韦斯曼博士联系了很多药厂和风投，但那时，大多数人对此不以为意。”公司只好关门，第一次商业尝试黄了。
后来，成果被一个高人——斯坦福大学干细胞生物学博士后Derrick Rossi注意到了，他惊叹这是诺贝尔奖级别的发现。他感觉到其中巨大的商机，找到投资后于2010年成立了一家公司——莫德纳（Moderna）。在德国另一个团队也看到了这项技术的巨大潜力，也组建了一家公司——拜恩泰科（BioNTech）。这两家公司的技术，都是基于考里科和她的合作者韦斯曼。
2013年，拜恩泰科聘请考里科担任高级副总裁，帮助监督mRNA工作。“得知我要加入拜恩泰科——一个找不到官网的野鸡公司，同事嘲笑我：宾大混不下去，只能去这种破地方混。”
此后8年，拜恩泰科公司发表mRNA论文150篇。虽然技术很前卫，但影响还只是局限在小圈子，直到2019年底，武汉爆发新冠疫情。
天大的机遇是新冠带来的
就在mRNA流感疫苗正进行临床试验，寨卡病毒疫苗还在开发时，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全世界大流行。
在中国科学家公布了新冠病毒基因序列之后， 拜恩泰科用时几小时就设计出了mRNA疫苗；而莫德纳是两天内设计出了它的疫苗。
神速！
这是因为使用mRNA技术的公司不需要病毒本身来制造疫苗，只需要一台计算机来告诉科学家，哪些化学物质应该按照什么顺序组合在一起就可以了。
在全球170多个疫苗项目研发比拼中，两家公司研发优势充分显现。mRNA新冠疫苗研发步入快车道。
2020年11月8日，辉瑞-拜恩泰科（Pfizer-BioNTech）疫苗研究结果出炉。
很快，莫德纳公司的疫苗结果也出来了。
拜恩泰科疫苗三期临床试验结果公布时，考里科没有狂喜。坐了 40 年冷板凳的她，第一反应是：“可算得救了！我拼命地吸气，我太紧张了，我真怕我死了……”
荣誉纷至沓来。很多学者、英国《卫报》、美国医学网站形容考里科的成就称：“或可摘得诺贝尔奖。”甚至有人说，如果今年她没能拿诺贝尔奖，那么诺奖可以关门了。
但真正让考里科开心的，是 mRNA 疫苗能够帮助数以亿计的人。
“帮助数以亿计的人（指 mRNA 疫苗），是我从未想象过的。成为这次成功故事中的一部分，真的让我非常非常开心。”
几十年来，科学家们一直梦想着“私人定制”mRNA技术的无限可能，而对于这位出生于匈牙利的科学家来说，这一突破不仅仅是疫苗的成功，更证明了她对mRNA治疗潜力的长期信念，mRNA技术有望在将来，为癌症、心脏病和其他传染病，提供新的治疗方法。这项技术可以为新一代的医疗和治疗方法打开大门。
传染病学家称：“这就是21世纪的科学。”
考里科已经有了新的目标。
考里科的成功，很多人眼馋她的“好运气”，是疫情给了她天大的机会。他们忘了考里科40年的苦情岁月，哪怕是在最艰难最心灰意冷的时候，她也没有放弃过mRNA。如果没有这种坚持，还会有这种“机遇”吗？
一是选择了合适的土壤。
35年后，回忆当年的决定，考里科庆幸自己离开了匈牙利，如果还呆在那，现在就是一个“不停抱怨的平庸科学家”。
二是，做自己热爱的事情，无条件相信自己。
基础研究很辛苦、很沉闷，研究者要甘于寂寞和清贫，只有真的是热爱学术研究的人，才能坚持下来。
在哈佛的一次演讲中，考里科强调她的成功“特别的依赖于失败”，因为她所研究的是未知领域，路上遭遇了无数的障碍。
但她没有放弃，她是个工作狂，经常全年无休，包括新年的那一天都在工作。有时候累了就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
她享受工作，热爱研究，梦想着信使RNA技术能治疗所有的疾病。她的科研成果是惊人的，她的论文引用次数接近12000次，这是非常高的引用数字。
她的努力也激励着女儿，那个2岁时跟着她一路磕磕绊绊来到美国的苏珊。
苏珊是赛艇运动员，两届奥运会金牌得主，在北京奥运会和伦敦奥运会拿到了金牌。考里科晒了很多苏珊获奖，接受采访和报道的新闻，为女儿的成就而骄傲。
坚持和天赋，考里科把这两个最好的基因，都传给了女儿。
还是什么都没有改变
有了新发现之后，对许多科学家来说，就会有发财的计划。对考里科来说，不是这样，她甚至都没打算拿300万美元分红的钱，用来买房，改善生活条件。她喜欢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喜欢自己生活的地方和所做的事情。“每天都很忙。什么都不会改变。”
现在考里科和丈夫仍然住在费城外郊区一栋简陋的房子里，工作狂的考里科每天早上5点起床，跳上客厅里的划船机，用她那带有浓重口音的英语，就抗原、蛋白质、细胞等问题，跟丈夫交流切磋。
66岁大器晚成的考里科的故事，也许正是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科研工作者最真实的写照：执着、坚持、不忘初心，40年如1日。
这个浮躁而又喧嚣的尘世中，总有人不随波逐流，不向恶俗妥协，执意自己热爱的事业，坚持不懈，无怨无悔，无视危险困苦。而这样的人，考里科是最典型的写照，她当得起我们的敬意。
致敬所有像考里科一样默默前行专注执着的科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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