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岳麓山,半部湖南史

清嘉庆年间,岳麓书院来了一位新山长(相当于院长),湖南宁乡人袁名曜。袁名曜接手书院掌门人后,门人请他题写书院大门联。袁名曜说,我出个上联,你们对出来就是大门联。

“惟楚有材!”他说。学生沉默良久,这时,湖南贡生张中阶进来了,应声对曰:“于斯为盛!”

袁名曜出的上联典出《左传》,张中阶对的下联出自《论语》,这个对法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又狠狠地夸了一番人杰地灵的楚湘大地。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这副天下闻名的门联,从那时起成为岳麓书院的门面担当。

岳麓之名,承载三千年荆楚潇湘精神,这一切,皆源自岳麓山。

 

1.岳麓,南岳之足

岳麓山位于湖南省会长沙市,主峰海拔只有近300米,但古人将其列为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中的最后一座。岳麓之意,即南岳衡山之足。

南北朝徐灵期《南岳记》有云:“南岳周围八百里,回雁为首,岳麓为足。”岳麓山因此而得名。

不过,岳麓山被列入南岳七十二峰,更多是与其地理位置相关。若从地质形成的角度上看,岳麓山形成年代应早于衡山。地质专家研究考证,岳麓山大概形成于距今3亿年前,是由海滨浅滩随着地壳运动逐渐抬升形成的。在岳麓山顶,至今仍存有海滨浅滩形成的遗迹。

岳麓山连接南岳,东望湘江。中部高耸,南北渐低。从空中俯瞰而下,岳麓山犹如一个巨型盆景,如玉带般的湘江将城市与山川分隔两岸,交相辉映。橘子洲头静卧江心,恬静自然。

春天,古木参天,鸟语花香。夏季,深沟浅壑,汨汨流泉。立秋之后,万山红遍,层林尽染。若遇冷冬,大雪过后,岳麓山便归于宁静。

 

2.岳麓文化

岳麓山以仅仅近300米的海拔高度,也许无法在中国一众的名山大川中胜出。但正如刘禹锡所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一座山的出彩,当与其所有的文化底蕴密切相关。相较于其他名山诸川,岳麓山是湖湘大地上的“文化脊梁”,儒、释、道三家并存,有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佛教入湘最早的文化见证——麓山古寺,以及道教二十三洞天“云麓宫”。

在今天岳麓山脚下,有一座享有“千年学府,百年名校”之誉的湖南大学。这里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岳麓书院的所在地。今天,岳麓书院的古建筑依旧座落在岳麓山脚下,成为湖南大学的一部分。

书院之名,始于唐朝。中国最早的书院是由唐太宗贞观年间四川人张九宗所建的“九宗书院”,书院建成之初,只为私人读书治学。唐末,智、 璿( xuán )二僧在岳麓山兴办学校,“割地建屋,以居士类”,为之后岳麓书院的建设做了铺垫。

至北宋开宝九年(976年),潭州(今长沙)太守朱洞对学堂进行翻修扩建,岳麓书院始建成。

之后,宋真宗亲题“岳麓书院”牌匾,赠予皇家藏书,嘉奖岳麓书院,将岳麓书院纳入“潭州三学”体系。

所谓“三学”,即潭州州学、湘西书院、岳麓书院三位一体,以岳麓书院为最高学府,安排学生通过考试成绩逐级升学。故而,在宋一代的教育体系中,岳麓书院是类似于今天北大、清华的最高学府。

南宋,范成大在《骖鸾录》中发表了“四大书院排行榜”。

此后千年,唯岳麓书院,历七毁七建,仍得历代文人公认,一直位列榜首,从未被超越。岳麓书院门前的楹联“惟楚有材,于斯于盛”,便是书院当年盛景最真实的写照。

从宋到清,岳麓书院坚持“传道而济斯民也”的信条,而不是以科举为目的的应试教育。在这种教育氛围的熏陶下,培养出一批如游九言、彭龟年、胡大时等经世大儒及湖湘文化的精神领袖。

为了使莘莘学子获得更深厚的知识修养,岳麓书院不惜重金聘请名家大儒出任山长讲学授课。朱熹、张栻、王阳明等具有影响力的大师,均在岳麓山留下足迹。

南宋初年,理学大师朱熹与岳麓书院山长张栻之间关于《中庸》之义的讲论就发生于此,史称“朱张会讲”。

宋末,蒙古大军南下,围攻潭州,岳麓学子奋起,为国效力。明末,岳麓书院代表学子王夫之以“遗臣”身份,留发明志。近代,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等岳麓同仁,先后奋志图强、维新安攘,奔走在中华大地之上。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依托学院,建立的新民学会,则埋下了民族希望的发源火种。

如此,正如理学家吴澄所言:“自此之后,岳麓之为岳麓,非前之岳麓矣!”

书院的围墙外,岳麓之风,生生不息。距岳麓书院仅200米,在前门外,一座亭角微翘,上盖青瓦的正方形亭子掩映在绿树之间,如亭上匾额所书的“自卑”一般。

但此自卑,绝非彼自卑,而是出自《中庸》:“君子之道,辟如远行,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

自卑绝不是今人固步自封的借口,而应当以谦恭卑微的态度从低开始,脚踏实地,干实事,拾级而上,渐至高峰的态度。

与自卑相对的,当属爱晚,从岳麓书院后门出来, 便可直达爱晚亭。爱晚亭原为清乾隆年间岳麓书院山长罗典所建的红叶亭。

爱晚之名,出自罗典好友清代著名学者毕沅,他以亭边枫叶红似火为由,借杜牧《山行》的“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中的“爱、晚”二字,命名为爱晚亭。如今,爱晚亭的匾额为毛主席亲自题写,笔走龙蛇,苍虬有力。

“自卑”与“爱晚”设立于此,绝非随意而为,“爱晚“,宣扬着华夏千年尊老爱幼的传统,与自卑结合,推己及人,谱写天下大同。

相传,清代岳麓书院山长罗典心高气傲,颇为古板。一日,罗典正在书院中举办鹿鸣宴(科举乡试放榜后举办的宴会),有一乞丐般打扮的老道士不请自来。众人想戏弄他一番,叫他写几个字来看看。老道士捉起堂前的扫把,沾了些黄泥,瞅准赫曦台上的一面白墙,刷!刷!就是几笔,写下了一个丈余高的“寿”字,扬长而去。众人目瞪口呆之余,才知道此乃世外高人,罗典后悔不已,托人四处寻找老道士的下落,始终无果。为了弥补过失,罗典亲自在对面的白墙上补写了一个“福”字。

如今,福寿二字依旧镌刻在岳麓书院赫曦台的白墙上。

 

离开岳麓书院的文风范围,渐次而上,在岳麓山的半山腰上,千年宝刹麓山古寺传承的是另一番人生哲理。此寺为湖南地区最早的佛寺,见证着佛教入湘的历史。

麓山寺建成之时,正值西晋初期,距离汉明帝下诏在洛阳修建白马寺仅过去200年而已。因此,在麓山寺的山门两边,有一副“汉魏最初名胜,湖南第一道场”的对联。

继开山祖师竺法崇之后,麓山古寺又得到了法导、法愍等高僧的加持,逐渐名扬四海。至隋唐,随着佛教的空前兴盛,麓山寺也迎来了自己的鼎盛时期。先有天台宗创始人智顗在此传经说法,弘扬天台宗的教义和禅法。后有入藏讲法、引发“顿渐之争”的摩诃衍那于此传道。

正如唐代诗人杜甫在《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中描绘:
玉泉之南麓山殊,道林林壑争盘纡。
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
五月寒风冷佛骨,六时天乐朝香炉。
地灵步步雪山草,僧宝人人沧海珠。

这一时期,除了上述两位高僧外,在麓山寺弘扬佛法的还有昙捷、权武等十名高僧。这些僧人的名字均被唐代大书法家李邕刻在《麓山寺碑》上。麓山寺碑高272厘米,宽133厘米,碑文28行,共1400余字,记录了麓山寺自建寺以来,历代沿革和传教盛况,堪称“三绝碑”。

宋代的麓山寺,更是禅宗名寺之一。从悦、智海等得道高僧先后住持麓山寺。据《长沙府岳麓志》载,智海住麓山寺时,“焚火一夕而烬,道俗惊异。”智海却淡定地说:“梦幻成坏,尽皆戏剧;然吾恃愿力,宫室示终废也。”没多久,麓山寺重修如初。

智海的修为,正好为寺内观音阁对联的最好典范:
事在人为,休言万般皆是命;
境由心生,退后一步自然宽。

如今,麓山寺几经沉浮,成为湖南省第一家佛学院,继续以佛法滋养三湘大地的芸芸众生。

 

云麓宫,位于岳麓山云麓峰之上,因峰而得名。道家的理想世界,不同于佛教的极乐世界。道讲究的是永生,超脱自然。而佛讲的是来世,轮回寻常。因此,道教需要寻找到一个更接近天际,清净自然的地方,以追求修炼上的天人合一。这也是为何岳麓山上的云麓宫坐落于山顶的缘故之一。

道家有“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之说,云麓峰便属于道教二十三洞真虚福地。

正如《烟波钓叟歌》中所描述的那样:
阴阳顺逆妙难穷,二至还乡一九宫。
若能了达阴阳理,天地都来一掌中。

相传,南朝时道士邓郁之曾在此处炼丹修道,丹成之日,邓郁之羽化登仙,位列仙班。

据《史记》记载,早在战国时期,齐国方士韩终即在此炼丹采药,并在秦统一六国之际,率部渡海登临朝鲜半岛,建立三韩,一说为韩国人的祖先。

至明代,长沙成了明宪宗之弟吉简王朱见浚的封地。这位好学多才的王爷命人在云麓峰上仿武当山道观修建云麓宫,初名洞真观,以便自己修道问玄。

登上云麓宫的望湘楼,凭栏远眺,橘子洲头,江水滔滔,长沙城一派繁荣景象尽收眼底。真可谓是“直登云麓三千丈,来看长沙百万家。”

历史上,云麓宫名联甚多,而三清殿中所悬的对联是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这宣示着道家的清静无为。

 

3.青山有幸葬英魂

麓山苍苍,湘水泱泱。

位于长沙河西的岳麓山,集青山之神秀,纳山河之磅礴,聚人文之荟萃,融英烈之壮美,尤以名人墓葬为多。

以我一山葬国魂。正是这些名人墓葬,使得这座300.8米的名山,在国人心中无比高大。

近代以来,神州大地战乱频发,列强相继侵略中国,无数能人志士为中华崛起而奋斗。这其中便包括了诞生于湖湘大地上的蔡锷、黄兴、陈天华和禹之谟等人。今天,掩映在绿树青石间的五轮塔、赫石坡南侧的七十三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依旧在无声地诉说着英烈们的故事。

 

【蔡锷】

1882-1916,原名艮寅,字松坡。

湖南宝庆(今邵阳市洞口县)人。

蔡锷是中华民国初年的杰出军事领袖。蔡锷一生中,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辛亥革命时期在云南领导了推翻清朝统治的新军起义;另一件是四年后积极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维护民主共和国政体的护国军起义。1917年4月12日,蔡锷魂归故里,北洋政府在长沙岳麓山为他举行国葬,蔡锷也成为民国历史上的“国葬第一人”。

 

【黄兴】

1874-1916,原名轸,改名兴,字克强,一字廑午,号庆午、竞武,曾用名李有庆、张守正、冈本、今村长藏。

湖南省长沙府善化县高塘乡(今长沙县黄兴镇凉塘)人。

黄兴是近代民主革命家 ,中华民国的创建者之一,孙中山先生的第一知交。黄兴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先驱和领袖,以字“克强”闻名当时,与孙中山常被时人以“孙黄”并称。1916年10月31日,黄兴病故于上海。1917年移柩长沙,同年4月15日,受民国元老尊以国葬于湖南长沙岳麓山。

一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在其墓旁留下挽联:
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蒋翊武】

1884-1913,原名保襄,亦作保湘,字伯夔。

湖南澧州(今澧县)人。

蒋翊武,辛亥革命前夕曾任武汉文学社社长,主办《大江报》等报刊。1911年辛亥起义任军事总顾问、总司令、前线总指挥,为武昌首义核心人物,时年27岁。1913年,蒋翊武在广西进行反对袁世凯的活动时,被亲袁的广西军阀逮捕并杀害。他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民主革命活动家、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被孙中山誉为中华民国“开国元勋”。1916年归葬长沙岳麓山。

 

【焦达峰】

1886-1911,字鞠荪。

湖南浏阳龙伏人。

焦达峰是辛亥革命烈士。早年入浏阳高等小学/长沙高等普通学堂预备科学习。后加入哥老会,参加1906年萍、浏、醴起义,任起义军将领李金奇的参谋。失败后逃亡日本,入东斌学校学军事。不久加入同盟会,任调查部长,专事联络会党。1907年8月,与邓文翚、刘公等组织共进会,为同盟会外围组织,改同盟会纲领中的”平均地权”为”平均人权”,以便联络会党。1909年先后在武汉、长沙设立共进会机关部,开展革命活动。1911年10月22日与陈作新率湖南新军最先响应武昌起义,攻占长沙。次日建立湖南军政府,被推举为都督。1911年10月31日在立宪派策动的兵变中遇害。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总统孙中山在南京追授焦达峰大将军衔,遗体安葬于长沙岳麓山。墓地居高临下,气势壮观。墓冢石砌,呈圆形。碑文为“陆军上将光复湖南大都督焦公达峰之墓”。墓前有半圆形石栏。墓正后刊刻“浏水堕泪之碑”。

 

【陈作新】

1885-1911。

湖南浏阳永安人。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者,1905年入同盟会,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于10月22日与焦达峰率新军响应,建立湖南军政府,被举为副都督。10月31日在立宪派策动的兵变中遇害,同盟会人士收其遗体葬于此。

 

【禹之谟】

1866-1907,字稽亭。

湖南双峰县人。

 

禹之谟,民国奠基者。民主革命党人,同盟会会员。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实业家。曾以幕友身份随湘军参加甲午战争,运送粮弹,后去上海研究实业,与谭嗣同等相识,主张变法维新。光绪三十年入华兴会,次年入同盟会,任湖南商会会长。教育会会长。三十二年被捕入狱,次年被绞杀。

 

【刘道一】

1884-1906,原名吉唐,字炳生,一号培雄。

祖籍湖南衡山,生于湘潭。

刘道一青年时代追随其兄刘揆一从事革命活动。1904年,加入华兴会,联络会党准备起义,事败后流亡日本。次年,参加同盟会。1906年秋,刘道一参与领导的萍浏醴起义提前爆发,正在长沙运动新军的他在由衡阳返回长沙途中被捕。同年12月31日,他被清政府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年仅22岁。他是留日学生中因反清革命被杀害的第一人,也是同盟会会员中为革命流血牺牲的第一个烈士。

 

【陈天华】

1875-1905,原名显宿,字星台,亦字过庭,别号思黄。

湖南省新化县荣华乡栗树凤阳坪人。

【姚宏业】

1881-1906,字剑生。

湖南益阳下梅塘人。

陈天华,华兴会创始人之一,同盟会会员,清末的革命烈士。1896年入新化资江书院,1898年入新化实学堂。1903年留学日本,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次年回国参与组织“华兴会”,筹备发动长沙起义。1905年,在东京与宋教仁创办《二十世纪支那》杂志;辅佐孙中山筹组同盟会,起草《革命方略》;《民报》创刊后任编辑,参与对康、梁保皇派的论战。为抗议日本政府颁布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愤而投海殉国,时年31岁。1906年春,其灵柩运回长沙,公葬于岳麓山。

姚宏业,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1904年赴日留学,设路矿学校,首倡保护路矿主权,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5年因与陈天华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布的旨在禁止中国留学生活动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而回国。陈天华蹈海后,姚宏业在上海与秋瑾、于右任租屋开学,创办中国公学,开民间自办新学之先河。因遭官绅阻扼,加上诽谤流言,于1906年3月27日悲愤投黄浦江而殁。

 

【林修梅】

1880-1921,名祖坤,号浴凡、六柳居士。

湖南省常德市临澧县人。

林修梅,1903年考入长沙陆军武备学堂,毕业后任湖南新军炮兵营长。1906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先后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华革命党,长期进行反对清王朝和北洋军阀的革命斗争。历任护国军湖南总司令部参谋长、湘军旅长、代理零陵镇守使、湘军第二纵队中将司令、湘西靖国军总司令、广州军政府顾问、国民议会参议员、孙中山大总统府代理参军长等职。1928年10月,举行国葬典礼,安葬于岳麓山屈原祠后。

 

【刘崐涛】

1887-1918,名建藩。

湖南醴陵人。

同盟会会员。武昌起义后随赵恒惕出师援鄂。1913年参与“二次革命”,事败亡走日本。1916年返国。拥护孙中山“护法”主张,武装反对北洋军阀,揭开护法战争序幕。1918年5月不幸在株洲齐家桥中敌军埋伏,坠水牺牲。1920年迁葬岳麓山。

 

【谭馥】

1878-1909,又名绍基,字文炳。

湖南湘乡人。

1906年随同帮会参加湖南反清的萍浏醴起义,事败赴广州,在清军巡防营中设立保亚会,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1909年在湖南郴州被清政府逮捕,押回广州,遭刑讯80余次,仍英勇不屈,坚不吐实,于当年7月壮烈牺牲,终年31岁,葬于广州市黄花岗。

民国成立后,1912年迁葬湖南长沙岳麓山。其墓碑上刻有“烈士谭馥之墓”六字,碑左右刻有一挽联:“名山有幸埋忠骨,黄土无情化国殇”。

 

【杨卓林】

1876-1907,又名恢,字公朴。

湖南醴陵人。

1893年,杨卓林入清军江南福字营当目兵,翌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随军北上,参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1900年,与八国联军接仗,奋勇当先,勇敢杀敌。1905年秋负笈东瀛,入日本神田区高等警监学校。后由黄兴主盟加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的重要骨干。1907年3月20日在南京英勇就义。

 

【彭遂良、彭昭】

彭遂良:1880-1911,字若海。

彭昭:1886-1911,彭遂良弟弟。

均为湖南郴州宜章人。

彭遂良1905年至长沙,入禹之谟所办的惟一学堂。次年夏,随禹发动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于岳麓山,被放逐回乡。1911年11月初,与彭邦栋等在宜章发动起义,率部入城,遭防兵袭击殉难。1912年民国政府追赠陆军上校军衔,1913年公葬于岳麓山。

彭昭,彭遂良弟弟,曾随兄至长沙唯一学校就读,后回乡参加推翻满清的革命活动。1911年与兄同时殉难。

新化县人苏鹏为其撰写碑文,铭曰:“五岭之阳曰宜章,钟毓彭氏两国殇。难弟难兄昭与良,英姿磊落气吐芒。”

 

【童健吾】

1884-1911,名杰。

湖南岳阳人。

童健吾,清末岳阳速成师范学堂毕业,在岳阳城乡小学堂教课。1911年10月拥焦达峰、陈作新起义。1911年11月10日遭兵变而被杀。1913年孙中山、黎元洪为其昭雪,将遗体迁往岳麓山举行国葬,并亲撰挽联。

 

【余昭常】

1868-1911,字华禄。

湖南浏阳青草市人。

1867年8月19日出生于湖南浏阳青草市。余昭常幼年跟随唐才常的父亲唐寿延发蒙读书,因读书勤奋,记忆力强,深受唐师的称许。早年在湖北任厘税事,后为木商,结交革命志士。光绪三十四年(1908)在长沙结识焦达峰,加入同盟会。1911年参加湖南起义,随后任西路招讨副使,与招讨使杨任赴常德,被清西路巡防营统领杀害。

 

【易本羲】

1887-1911。

湖南湘乡人。

辛亥革命志士。是辛亥革命时期华兴会、科学补习所最早的成员之一。长沙武备学堂毕业,16岁便跟随黄兴革命,加入华兴会。后因在学堂组织义勇队,被清廷通缉,乃避走武昌,遁迹行伍之内。旋与胡瑛、吕大森、宋教仁等组织“科学补习所”,以科学补习为名行革命之实。易本羲长期奔走革命,辛苦劳瘁,黄花岗起义失败,给易本羲以极大的刺激和打击,他忧愤交加,于1911年5月19日在长沙病逝。

 

【葛谦】

1885—1908,原名藩宣,后改潘宣,字树安,号诞麟。

湖南湘乡人。

葛谦,同盟会骨干,早年参加湘省光复会密谋革命,留学日本后又发展光华会,1908年与邹鲁等密谋乘光绪帝与西太后相继死去之机在广州起义,并散发保亚票以资联络,事泄被捕,从容就义,初葬广州城郊红花岗(后改为黄花岗),民国时移葬岳麓山。

 

【阎松年】

?-1911,

曾任湖南都督府护卫队副队长。

1911年10月底,长沙城空虚,立宪派乘机策动兵变。焦达峰带领陈作新、 阎松年等人一起在长沙起事。起事当天,焦达峰、陈作新与革命军协商好,焦达峰等人先冲进都督府,接应革命军再从外部赶来支援,推翻立宪派。当他们冲进都督府后,革命军没及时跟上,起义失败。焦达峰等人随即被捕,后在文昌阁附近被杀害。

 

【黄爱】

1897-1922,原名正品,号建中。

湖南常德人。

湖南工人运动领袖,革命烈士。民国8年2月考入天津高等工业学校。“五四”运动爆发后,参加天津学联执行部工作。民国10年3月,发动湖南第一纱厂工人,两次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赵恒惕便派军警包围劳工会,将黄爱、庞人铨逮捕。未经审讯即于17日清晨,将其杀害于浏阳门外。时年25岁。遗体公葬岳麓山。

【庞人铨】

1897—1922,字寿纯。

湖南湘潭人。

湖南工人运动领袖之一。1917年毕业于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1920年与黄爱在长沙共同组织湖南劳工会。1922年1月17日与黄爱一起被湖南军阀赵恒惕杀害于长沙。

 

【齐学启】

1900—1945,字梦赍。

湖南宁乡人。

1923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1929年在美国诺维奇军事学校毕业后返国,曾任国民党新编第三十八师副师长,陆军少将追晋中将衔,著名抗日将领。1942年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时,担任新38师副师长,协助师长孙立人在仁安羌解救被日军围困的英军及平民七千多人,后不幸在带领伤兵撤退时,在战斗中受伤被俘,囚禁于仰光集中营。1945年3月在抗战胜利前在狱中遭叛逆刺伤重创,医治无效后殉国。

2010年国家将齐学启入驻湖南烈士纪念塔祭奠,台湾忠烈祠亦设灵位供奉,齐学启对国家民族的忠诚被称誉为现代文天祥。

 

【陆军七十三军抗日阵亡将士】

抗日战争期间三次长沙会战,由三湘子弟组成的陆军第七十三军于长沙外围抗击日军。该军所属暂编第五师师长彭士量及将士,第七十七师、一九三师、五十师及军司令部直属部队众多官兵壮烈殉国。1946年春,最后一任军长韩俊指令专人督修公墓于岳麓山赫石坡岳王亭上方。

 

至此,岳麓山成了一座聚满英灵的英雄之山。

一座岳麓山,从岳麓书院到湖南大学,从佛法精奥到道法自然,无不彰显出岳麓山融物候、环境、人文于一体的“天人合一”,可谓地灵。

而古代大儒间关于儒理的对论,乃至近现代革命英烈为国图强,无不诠释着岳麓山中心怀天下的热血情怀与气魄,实为人杰。

如此人杰地灵的山峰,在中国,还有第二座么?

 

来源:锦绣人文地理 及 新湖南客户端

蒙特利尔威士勐中学校友贺锦丽(Kamala Devi Harris)成美国首位女副总统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宣誓就职,成为美国首位亚非裔女副总统。

今天蒙特利尔威士勐中学(Westmount High School)校友卡玛拉·黛薇·哈里斯(Kamala Devi Harris)宣誓就职美国副总统。她的官方中文名贺锦丽,是其于2003年参选旧金山郡地方检察长(District Attorney)时,由旧金山市政府妇女委员苏荣丽的父亲、加州华侨领袖苏锡芬所取,此举开旧金山地方民选官员非华裔候选人起中文名字的先河。

贺锦丽1964年10月20日出生于美国加州,父亲是牙买加裔,母亲是南印度泰米尔人。在她12岁时,母亲获聘到麦基尔大学任教,她的7年级至11年级是在蒙特利尔威士勐中学上的,1981年毕业。

威士勐中学1981年毕业生合影

青涩贺锦丽(右)跟威士勐中学同学(局部放大)

威士勐中学1981年毕业纪念册上贺锦丽的条目

威士勐中学的学生在贺锦丽以前的教室里观看美国总统就职典礼直播

在威士勐中学当了27年辅导员的凯伦·阿兰(Karen Allen)说:“她就是从我们这里走出去的。你可以想像她曾经在我们这里度过的成长岁月……礼堂、艺术教室,漫步走过这个大厅,也许去找过辅导员来帮助她规划职业未来……这真有点让人难以置信。”学校更动员教职员及学生拍摄短片,为这位女副总统校友送上温暖的祝福。蒙特利尔英语教育局 (English Montreal School Board)主席乔·奥顿纳(Joe Ortona)说,董事会将正式邀请贺锦丽副总统访问学校。

贺锦丽的当选让魁北克很多政客表示出兴奋:


蒙特利尔市长瓦莱丽·普兰特(Valérie Plante)在推特上表示:等待值得。你创造了历史。

魁北克省长弗朗索瓦·勒高(François Legault)也表示:我们希望很快见到你。在魁北克,我们永远欢迎你。

史记 张文宏小记

庚子岁,天下有恙,荆楚告急,当时名医有曰南山者,白衣渡江,身入危域,曰:护口可绝瘟君。

众生乃安,南山可凭,国家可依。

又数日,网上忽见一医,中岁之人,吴越之音,其言也直,其性也快,乃曰:

众生有恙,医者当赴,此大义也,不得有择。吾之用人,以不欺忠实为本。此次战疫,凡忠厚诚实之辈,皆能无惧,舍生死,忘安危,此辈不可辜负,岂可使其久在一线,不得顾性命家人,故当使其有休养之时,另遣贤能上阵,以爱惜此辈,为天下惜忠实道义之人。

此言既出,天下人皆然之,赞之。

夫以南山之言,能使众心得安,此人望也。

而此医之言,能动人心,不作姿态,不为矫情,但以实言,直指性情。

此医何人?

乃张文宏也。

张文宏者,越人,六零后,于上海医学堂修医,现居华山大医堂,遭际平平,无有大事,无非悬壶济世,杏林授业,安于户牖,悠悠岁月,若非庚子之事,则天下难闻其名。

张生之言,广传南北,众民皆曰:张生大医也,必有励志之事,早岁公求学淞沪,或有意以医术济苍生乎?

张生笑曰:非也,吾不过一细民,不敢言大抱负,无非欲往繁华大都,求得一户籍而已,他则不敢言。

庚子瘟君未散,寰宇仓皇,内外殷忧,不知所医,乃不知所食,或问:瘟事如此,则何食可保全。

张生曰:防瘟当须体健,常人曰食粥可,然此非也,莫若食牛奶鸡子,此物可保身固形,贻养五脏。诸君若从海外返,长途舟车,难以求精,则可食牛脯,此物多养,非他物可比也。

此言出,则有诘难者曰:弃粥食牛,此忘祖也。

呜呼,张生之言,以科学为据,以医学为凭,可于人者也,何关于忘祖耶?宵小之多播弄,乃至于此!

我之先民,至于明朝,方有南瓜,辣椒之属,汉唐之人不食此,食此则忘本乎?谬哉。
张医之言常有,众亦多闻,每有事,人则多问:“张医生有何言?”兹不多述。

太史刘曰:

若张文宏者,直人也,虽非百年大医,然有仁术,无矫作,能直言,有性情,良医也,真医也。庚子之疫,中华能安,一以家国之强,一以良医之术。

良医者,亦贤能也,英雄也,张文宏诸君,有之。

 

作者:刘黎平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AymSxdPRc2oWY8Ux_RY26Q

加拿大魁北克省将实行宵禁

为遏制新冠疫情,魁北克省将从本星期六(1月9日)到2月8日实行宵禁,在晚8点到早5点之间禁止人们外出(求医、求救等紧急情况除外)。

目前实行的封禁措施也将延长到2月8日,非必要服务和商家继续关闭(但是可以提供订购取货服务),员工被要求在家工作,禁止与同住者以外的人见面(但独居者可以接待一人探访或请一人照料自己)。

和食品店一样,药店和加油站作为基本民生服务可以继续开放,但是不得趁机扩大商品销售范围。

魁北克省的小学和中学将按原定计划分别在下周一(1月11日)和1月18日开放。但是五年级和五年级以上的学生上课时必须戴口罩,低年级学生只需在走廊等公共区域戴口罩。

电影院、博物馆和教堂等公共场所继续关闭,户外文体活动不能和同住者以外的人一起进行。


苏州农村的婚礼

早前在「上下古今」版拜读了柯华先生的大作「知青随礼吃婚宴」,记述他在一九七七年下乡时参加婚宴的喜庆。该文内容的描述,让我忆起了二十多年前,我有幸前往苏州东渚农村,所参加的婚礼经历。

一九九七年下半年,我奉命外派前往江苏苏州工作。在接受过蒋氏政权冷战时期的反共洗脑教育约三十年后,首次踏上了祖国的大地。而自伍子胥辅佐吴王选址建城以来,富含两千五百多年文明底蕴的古城苏州,对我而言是如此的新鲜,等待我的好奇心去发掘和领略!

是年隆冬,在苏州市区十全街经营古玩工艺品有成且和我们来自台湾外派同事极为熟稔的余老板,因家族中的晚辈结婚,向我们商借公司用车桑塔纳(Santana)轿车暨驾驶一晚。我们一致推派在台北市区马路「横行」多年、驾驶技术高超的品管部经理张兄为指定司机,搭载余老板和包含我在内的另外三名同事,在黄昏时分,朝苏州市西部郊区的东渚方向进发

一路上的路况变化,正代表了苏州这座工商业新兴城市,在现代化和古朴味之间「三十年」的差距,我们由苏州市中心繁华亮丽的四线道,过渡到市郊的普通双线干道,最末一段却是行进在无水泥或柏油路面,且无照明设施的农村乡间单线泥土路上。

临到底还要穿越一座两侧没有护栏、桥宽约与车子轮距相当的水泥「危桥」;所幸指定驾驶张兄艺高人胆大,视这些挑战为小菜一碟。我们在太阳下山后的当口抵达了新娘家的聚落,那是一排濒临小溪的典型江南农舍。

接下来的行程是张兄载送整装待发的新娘、数位女方亲人和余老板,乘车前往不远处的新郎家先行会合。我们则在女方亲友的簇拥下,一群人老少杂沓,轻松漫步朝向新郎家前进。

不过一旦远离了新娘家的聚落,那就像是脱离文明世界一般,置身于近乎伸手不见五指、除了月光引路,完全没有人为「光害」影响的黑暗世界,只剩下人声鼎沸的「吴侬软语」,还推移着我们大队人马往目的地进发。

这让我想起一九八○年代某日,恰值哈雷彗星的运行轨道最接近地球的时分,母亲领着弟弟和我在周六当晚十时,前往母亲所服务的学校搭上了教职员工的游览包车,前往台湾最南端垦丁国家公园的大草原上,硬是要寻觅一处没有光害的最佳处所赏「星」。看来这太湖之滨的东渚乡间在二十多年前,还算是一处可以优先考虑的无光害地点。

步行抵达位于另一处聚落的新郎家不久,大伙儿一坐定,好酒好菜就一一上桌,抚慰众人饥肠辘辘的五脏庙。我们在新郎家大厅内的方桌上用餐,隔邻的厅堂也摆设了许多方桌长凳,充作临时餐厅之用,好容纳一下涌来的众多宾客。

当时每八人围绕一张方桌的四边用膳,佳肴多以中碗或少许大碗盛装,碍于方桌面积有限,盛菜器皿只好向「空中」发展,每桌都叠架到三层之高,可见江南水乡之富庶。

再者,我们所坐的长凳实际上长度有限,只能约略容纳两位成人罢了,且纵面更为狭窄,宽度恰是我张开手掌的拇指到小指的间距,约莫二十公分出头的光景。这让我回忆起服兵役之初、在新兵训练中心的大餐厅内;每回用餐时,教育班长严格要求新兵必须背杆打直,臀部只能坐在长板凳上的三分之一处,如果此时沿用这套军事训练标准,屁股就有滑落到地面之虑了。

酒足饭饱之际,司仪把今日的喜庆活动带入了压轴重头戏。左右人员把主桌上的碗筷菜渣移除腾空,搬来一只挺深的大盆子置于主桌正中央。司仪手中拿着一份已经事先誊写好的名单(应为亲友名单),逐一报名,并宣布在表单上各人已经应许的礼金数额。而被司仪叫唤到的亲友,需要穿越人群,趋前来到主桌,将等量的许诺礼金数额,在众目睽睽之下投入大盆之中,这种透明直接、简单粗犷的作法,倒让我大开眼界!

犹记得其中最大的一份赠礼是两千元人民币,待司仪宣布某人名讳及两千元的金额后,在继之而起的惊叹声中,只见某位男士上前将手臂伸到大盆上,待手掌一松,二十张百元大钞如天女散花般飘入盆中,可谓精彩绝伦!周围观众也随着每个单位(每人、每对夫妇、每个家庭)提供不同金额的彩礼,喝采声此起彼落,渲染力十足,着实炒热严冬长夜的室内温度。

压轴戏结束以后,来自新娘一方的「大军」开始打道回府,我们也趁机离席,和余老板一行登上了轿车,准备返回苏州市区。至于当年有没有「闹婚」、「过五关斩六将」等的戏码,我们既未参与也不懂苏州话,故也就不得而知了。

两年之后,我签字接受了美国加州硅谷某电子公司的工作邀约,只需等待美国政府的H-1工作签证核发,和到美国在台协会面试即可赴美成行。我于是赶忙商请原籍苏州的太座,在三周内紧急张罗了一场我们自己的婚礼。

不过这场同在苏州冬季的西式婚宴,扩音器内播放的是轻音乐、事先准备的是西装礼服、和饭厅服务员专业有序的上下菜节奏等,一切「照表操课」步调顺遂,所以流程中我除了对太座秀美端庄的容颜,和她远自武汉而来的大舅舅主持致辞之外,反倒没有较深刻的印象。只记得借着敬酒被灌醉的窘状,反而帮了我忙里偷闲小憩片刻,致酒醒后精神百倍,也就毋负良夜春宵了。而昔时东渚的古朴婚礼,连太座也未闻这种简单粗犷的豪迈,反而不时会回到我的视野中,只可惜农村城市化和思潮西方化的现代苏州,在今日也大概难寻二十三年前的场景了。

 

作者:刘良升 (七房相公后裔)

原载《世界新闻网》【艺文】 “上下古今”栏目  2021-01-06 02:00

https://www.worldjournal.com/wj/story/121251/5141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