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齿”——据此可测“刘邦和汉武帝的基因”

在2016年5月23日的《发现海昏国——西汉王侯的地下奢华》讲座上,海昏侯墓发掘项目领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军向大家透露了海昏侯墓考古的最新成果。他说,专家在刘贺的遗骸头部发现了他的大部分牙齿,还存有牙根,这无疑是个令人惊喜的发现。

“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家正试图从牙根中提取DNA,通过DNA可以鉴定刘贺的年龄,知道他平时喜欢吃啥食物。”杨军说。

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一颗牙的意义并不止于此。

杨军说,刘贺是汉武帝刘彻与李夫人的嫡亲孙子,正统的皇室血脉。因此,对刘贺DNA进行基因测序,就可以获得汉高祖刘邦和汉武帝刘彻的“皇家”基因,这对今后的各方面研究都有重要意义,比如从刘姓人群中寻找西汉皇室后裔。

“由于没有发掘过皇室成员的墓,所以此前,我们的基因库中还没有正统的皇室基因,这个发现是海昏侯墓给我们的一个大惊喜。”杨军说。

来源:东方今报
http://www.jinbw.com.cn/shizhengnews/n_146402490923807.html

刘贺牙齿保存完整DNA已送检

新华社南昌5月5日专电(记者袁慧晶)记者日前探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工地获悉,海昏侯刘贺墓主棺已进入后期清理阶段,“刘贺”字样私印、头箱、部分玉件、敷面等表层文物已提取。专家表示,下一步将进行刘贺牙齿、腰饰、琉璃席等文物的清理工作。此外,刘贺牙齿已送检做古DNA检测,为揭示其与墓园其他成员关系提供依据。

记者在文保用房中看到,棺盖与棺柩已经分离,棺盖进行了保水处理,几名考古工作者正趴在悬于棺柩上方的操作台进行提取作业。“为了最大限度地排除外界干扰,所有参与清理的工作人员都事先提取了DNA,这样即使有毛发、皮屑在操作过程中落下,也不会对分析刘贺的DNA数据造成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存信介绍。

据悉,考古工作者在提取完敷面后发现了刘贺的牙齿。李存信说,从数量上看,刘贺牙齿保存较完整,根据之前的考古经验,有较大几率在刘贺口中发现玉琀。记者了解到,玉琀作为含于死者口内的葬玉,各朝代形制不一。其中,汉代人多以蝉为琀,寓意亡人“蝉蜕”复生,灵魂得到延续。

“由于棺体受重压变形,刘贺的上下齿紧密咬合在一起,牙齿上方还能辨认出小部分鼻骨痕迹。”李存信介绍,考古工作者正研究牙齿的“打开”方案,而刘贺牙齿的有关数据已送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行古DNA检测;并提取了刘贺上肢、下肢遗骸的少量样品标本,做体质人类学方面的检测。

江西省文物考古所所长徐长青认为,之前墓园中的5号墓墓主身份一直存在儿子、小妾两种争议,如套箱提取的5号墓中也发现墓主遗骸,与刘贺的DNA进行比对,将能揭示二人的关系,对墓园整体埋葬形式的认识也将更清晰。

事实上,古人不仅口中含玉,在耳、鼻、眼等其他孔窍也会放玉。专家介绍,刘邦之后非常推崇用玉石保存尸体,汉代专门为保存尸体而做的葬玉包括玉衣、玉琀、九窍塞、握玉四种。

李存信表示,根据目前肉眼可见的情况,刘贺的头部附近有大量对称的玉片和玉饰件,在腰部下方位置发现管状玉饰件,是否是用来填塞或遮盖刘贺的眼、鼻、耳、肛等九个窍孔的,还有待专家学者的进一步发掘研究。

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园自2011年发掘以来,已出土1万余件(套)珍贵文物,对研究中国汉代政治、经济、文化具有重要意义。2016年1月中旬,海昏侯墓完成主棺吊运,进入实验室考古阶段。按照汉代人“事死如事生”的葬俗,内棺中的文物将是墓主人生前最珍贵和最喜爱的东西,其学术、历史和艺术价值值得期待。

(2016年05月05日 来源: 新华社)
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6-05/05/c_1118810947.htm

“两面缘,一世情”——忆正伯

自记事以来,我就错误地认为父亲只有一个亲哥哥——秉修伯,这也是受到父亲的误导,因为当他对外人提到秉修伯时,他总是以“我哥哥”一语带过,我曾对此深信不疑了多年。直到某一日无意中瞥见家父提笔书写家书署上“八哥、八嫂”(秉修伯在善进公派下孙辈中排行第八)的称谓,后来经过父亲的解说,这时的“八哥”对我而言才从一个能习人言语之鸟的俗名,转移到父亲在宝岛台湾唯一的亲人秉修伯身上,我方才恍然大悟,父亲原来只是家中的独生子女(先祖父作全公,又名作仁,亦为家中独苗。早年加入国民政府中央陆军73军77师,多数时间不在家,又早在1937年9月在淞沪战场抵抗日寇于上海大场镇英年殉国,父亲时年约六岁),八伯–秉修伯(派名贤渠),,不仅是他在台唯一的亲人,亦是他众多的堂兄弟之一,而在海峡彼端的湖南浏阳永安耕塘老家,和祖国各地还有一屋子的族人。或许对并无其他亲手足的家父而言,堂兄弟姐妹对他都是一样的,故略去了“堂”或“族”的称谓。但是父亲除了略为提及先曾祖父善道公和先祖父作仁公外,并不多言老家中其他族人的种种,想必在当时海峡两岸音讯断绝,“反攻大陆”宣传响彻云霄而国民政府却无所作为的口号年代,过多的回忆也仅仅不过徒然勾起他更深的乡愁,于事无补,多言无益,父亲聪明地选择了沉默以对。

直到1981年下半年一天的早晨约莫七时许,一通来自台北八伯急促的长途电话掀开了老刘家两岸破冰的划时代之举,原来八伯早先在部队大院(台湾称“军眷新村”或“眷村”)的老邻居在报纸上看到“寻湖南浏阳人刘秉修”的寻人启事,即火速通知八伯,八伯连忙打电话跟父亲商量,母亲当时还笑称自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后已卅余年,还真有那些有心人士天天盯着报上角落的寻人启事细读,尚且核对通知所知悉的“被寻找人”。因为当时国民政府在对大陆的政策上仍然是封锁自保,拒绝三通– 通商通邮通航,加之八伯(抗日战争末期从军)自1972年于国府空军后勤指挥部品管处上校处长任内退役后,仍为备役空军上校,因具军职的敏感身份,为避免误触“通匪叛国”之嫌,故决定先由“政治成分”较好的父亲(为国军遗族子弟,详后)写信回复,摸底探路,待情势明朗后再研商进一步的打算。就这样在亲人分离三十年后第一封串起海峡两岸的书信,在父亲抱着投石问路的心情下寄到了“寻找人”香港祖文锐表伯(秉正伯的表弟)处。

文锐表伯很快地回信,他也自我简介了他于1949年解放前抵达了香港,过去数年间也曾到访过台湾,这次是受托秉正伯(派名贤淳,与八伯俱为善进公之孙,为同祖兄弟)之请,寻找在台的刘氏亲人(文锐表伯在老家时,只认识八伯,并不知道家父),待推断这并不是一个北京当局“回归祖国”的统战圈套,只是一个单纯的“寻人启事”,加以文锐表伯曾到过台湾,他的政治成分应不致有不良政治影响之下,八伯和家父如释重负地解除了“赤色”心防,也不理会台北当局三令五申不得与“匪伪地区人民”通信的警告及禁令,透过游走政令边缘的缓冲前哨站—港澳地区,开始把三十年来对祖国和老家的思念,化做文字捎去香港,设法联系失联卅载的亲属,而文锐表伯在香江也帮我们转信转得不亦乐乎。而源自祖国各地,却由同一处香港地址递转送来的信件,也纷纷躺在父亲的案头上。数月后,翌年农历春节除夕,在台北八伯家中,我们两家人依例团圆,但多了一个尊贵的座上客文锐表伯,这会儿,在八伯家的阳台上,留下了十人大合照 —– 文锐表伯, 八伯,八伯母,父亲,母亲,大堂姐良蔚,二堂姐良怡,大堂哥良承,弟弟良德,和我,这也告诉了对岸的亲友,客居台湾的我们一切均安。未几,文锐表伯也自香江转来了吉林长春族人的全家福—八娭毑(正伯先慈。湖南人称奶奶为娭毑,详后)领着正伯,正伯母,亦丰哥,亦心哥,和亦未六口,相片中和乐的气氛也透露着海峡彼岸在长春的刘家人正殷切地期待着两岸亲人的团聚。试想有多少同胞在兵马倥偬的国共内战中离散,甚者天人两隔,而我们尚有机会透过相片互探近况,真是祖上积德。

在文锐表伯短暂地停留台湾的期间,他和父亲及八伯谈的都是大陆的种种,毕竟隔离了卅年了。这才搞清楚原来秉正伯此刻正在美国从事学术交流访问,藉此机会透过在香港的文锐表伯与大家联系。父亲方才将他尘封多年的往事首次与我分享,娓娓道出他跟秉正伯一家的情缘。正伯一族与家父这支均成长于浏阳市永安镇礼耕村荷花片耕塘大屋,耕塘大屋为一个单一姓氏刘氏的连屋式建筑,是我辈八世祖启蒙公(永安刘氏十四世祖)在清朝乾隆年间自永安镇城区搬迁繁衍于此。正伯的祖父为善进公,与先曾祖父善道公为同一个高祖父启蒙公的族兄弟,依后来我获得的五修族谱中家谱世记所述,善进公为前清县学附生(秀才),“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署理湖南永州府道州训导兼理教谕加中书科中书衔”。善进公计有四子十三孙,含八伯秉修和秉正伯一族,所以他们在贤字辈有自成一格的堂兄弟排行。正伯之父作荣公为善进公次子,在作字辈族人中排行老八,所以我们良字辈后人称他为八嗲,称其夫人梁氏(系出长沙望族)为八娭毑。八嗲于抗战初期为粤汉铁路(今京广线南段广州到武汉)城陵矶站长,城陵矶为湖南岳阳外港,地处洞庭湖水道注入长江的要津,为重要的长江中游河港和水陆枢纽,后来岳阳沦陷日寇之手,八嗲又调往长沙地区,继续为抗日的后勤工作效力。作荣公的四个儿子均与家父极为友善。正伯长兄秉彝,派名贤波,堂兄弟中行七,长家父十岁。七伯于抗日战争时自湖南楚怡工业学校机械科毕业后从军,1941年完成中央军事学校(黄埔军校)十七期通讯科的专业训练,随即参与第三次长沙会战,后来大部分时间是在湖北省敌后占领区,担任某无线电台台长兼飞虎队(中美空军混合联队)地面联络官。1945年年底胜利后曾返乡,腰别美制白郎宁手枪,带领着初中肄业赋闲在家的家父(因学校尚未复原)和秉良叔(详后),翻越浏阳人谈之色变的蕉溪岭(盖地势险峻,时局不靖之故),前往浏阳县城办理先祖父作全公(派名作仁)阵亡的抚恤事宜,好不英挺威武。后来听亦未堂弟提到七伯临回部队前,把那把手枪留给了文锐表伯,最后辗转变成了文锐表伯亲叔叔赌桌上的赌资了,这支枪还真富传奇戏剧性!不久七伯无奈卷入国共内战的洪流中,他曾随部队回台湾整训,后又调回浙江省舟山群岛驻防。1949年任国军102师无线电台台长兼通讯连上尉连长时于舟山群岛金塘岛率部起义。尔后由于找不到解放军端的联系人,而被认为是“投降被俘”而不是“阵前起义”,以致被送至黑龙江省农场下放,直到1985年才平反。家父闻此,很为七伯抱不平,但徒呼奈何。正伯次兄秉厚,派名贤涛,行十,长家父七岁。十伯于抗战胜利后带着新婚的十伯母柳氏(出自长沙望族柳克述一族,柳氏的一个亲堂弟是家父遗族学校的同学)迁居广州。1949年初,当家父随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自南京南迁广州后,曾滞留羊城广州有近半年之久,故有闲在广州附近瞎混(学校没教员上课,只能静候上级国防部进一步撤退的指示),其间常藉故溜出学校暂借的梁氏祠堂,到十伯家溜哒蹭饭吃,打牙祭,十伯夫妇每次均热情款待,家父铭感五内。后来俞济时将军奉蒋介石先生指令安排这群遗族学校子弟乘“金刚轮”于1949年8月3日抵宝岛基隆港,因湖南当局正巧于次日8月4日在程潜,陈明仁的领导下和平起义,家父在1949年10月两岸断绝音讯前递送到大陆内地的最后一封家书就是寄到广州十伯处报平安。至于正伯的四弟秉良,派名贤源,行十三,为善进公的么孙,与家父同年,自小即是玩耍求学的最佳伙伴,两人亲密熟悉的程度自不在话下。此外,正伯还有两个姐姐。长姐佩琼,学校毕业后嫁到长沙县罗姓人家,据家父记忆所及,在那个兵慌马乱的年代,正伯和秉良叔也曾短暂地借住姐夫家,并在当地学校寄读。二姐佩珍,早逝。

谈及正伯,在家中居老三,在善进公族下行十一,派贤淳,号秉正,字思齐,以号行,生于1926年9月7日,时值广州军政府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挥师北上,剿除军阀,力图恢复中原之际。正伯长父亲四岁,在学龄上正巧是一个段差,故在学习路上给了父亲很多的指引,一直是家父学习上的偶像和模范。正伯与家父均是永安中心国民学校前后期的校友。抗日战争中期,正伯在国立师范学院附中高中部就读,父亲则进入长沙市中初中部第一届修习,胜利后,正伯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赴北京上学,父亲则通过湖南省教育厅的甄试,由湖南省立一中高一上,转往南京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进入高一下就读(兼任校长蒋介石先生,主席校董蒋宋美龄女士,校务长湖南湘潭人黎离尘少将),两兄弟一北一南,互有鱼雁往返。在国共会战的高峰期,正伯曾寄送了许多“左派红色书籍”给父亲参考,并鼓吹共产思想,这着实让当时在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对政治思想相对单纯的父亲震撼不已。1949年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上将和平起义,解放军兵不血刃夺取北京,正伯果不其然留在北京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并继续完成学业,而父亲则最终随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去了宝岛台湾,自此这两位原在学习上常相切磋砥砺的堂兄弟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阵营,也断绝了音讯卅年直到这一次文锐表伯的牵线为止。不久,父亲接获正伯直接寄自美国的信件及彩照,很是激动,母亲瞄了眼说:“正哥的脑壳(长沙话‘头型’之义)与八哥还挺像的!”这大概就是正伯在我心中的第一印象—与八伯头型挺像 — 前进左派学生 — 清华高材生。

随着两岸往访的解禁,1987年,在台的同胞可以申请回大陆探亲,八伯和父母也连忙赶上这个热潮以拜访大陆亲友,这段期间,我知道1988年下半年,八伯在大堂姐良蔚的陪伴下赴长春与正伯家人见面了,惜正伯先慈八娭毑已于年初仙逝不及见上八伯一面,而父母则稍后在北京和正伯,正伯母,亦未,和亦未弟妹聚首,并同游首都北京周边。由于我原还处在兵役管制的尴尬年龄,故仍然被排除在返乡的名单之外,在服完国民政府海军兵役后随即又投入工作,就只能从父母带回的相片纪念物件中神游故国家园了。

工作了几年后,我也踏上了赴美留学一途,1995年7月,父亲告之正伯和正伯母此刻正在美国加州参加亦心哥的毕业典礼。承父所嘱,首次拨了电话给亦心哥府上,当天正伯和亦心哥一家参加了另一位中国留学生的派对不在家,所以我只能电话留言,我选择以家中的官方语言“长沙片子”简短地把我的联系方式留在答录机中。后来听亦心哥说当晚他们到了半夜差不多两点多才到家,正伯很喜欢听我的长沙话留言,还特意地多放了听了两次。翌日,正伯偕亦心哥来接我,这是我第一次与海峡对岸的刘家族人相认。不知是血浓于水的老刘家基因在温情作祟,或是家父提供的讯息让我对正伯印象太好,我们一见如故,我们伯侄俩天南地北乱扯起来,臧否近代名人,月旦历史事件,高谈抗日国共战史,正伯仍不掩当年—1949年 “进步学生”的豪情风骨。我学习到熟稔俄语的正伯提到俄语中的“中国”乃是源自中国“契丹”一词,又西伯利亚“Siberia”怎么念听起来都像“鲜卑”的谐音,不过他批评中国用现今俄语音译的地名来取代俄罗斯境内古满洲语的地名,诸如原先的“海兰泡”,“伯力”,“海参威”等地,我倒不完全表示赞同,因这些地方老早在1850~1860年代中俄瑷珲/中俄北京条约中已给了俄国毛子了,至于如何称呼也改不了丧土辱权的历史和现状,不过这些点点滴滴倒让我对眼前这个慷慨激昂,意气风发的民族主义拥护者大感钦佩。晚上还跟正伯两人去社区的游泳池放松筋骨。正伯很喜欢我对中国人文历史“初浅”的通盘理解(虽然我念工程专业混饭吃)及对钻研汉朝刘家史的执著,当下就指定我做为修缮刘氏家谱的最佳人选,当然在当时这只是一个空洞的提案,因为我们俩人均没有任何资料在手,但是一个蕴酿中的大计划隐约在雏形中。另外一个重要的议题则是我倡仪我们应回归浏阳永安刘家老祖宗制订的字辈派名,替我们往后的刘氏子孙命名,正伯大表赞同,这才有以后亦心哥的两女景璐(景璐是这个“还原条款”中的第一位,生于次年1996年),景莹,亦丰哥的次子景奕,亦未二子景涵,景淳,舍弟二个儿子景昕,景珩,我的两个犬子景诺,景睿。虽然大家一旦聚首的话,他们众多景字辈的名字叫起来挺混肴的,但是这才是老刘家一家人的标记。

正伯短暂在美停留后,与伯母回到了国内,未几,我也拿了一个工程硕士学位回台湾工作,大家的联系基本上又冷却了下来。1997年,公司选派我外派至江苏省苏州市工作,这以后的发展完全不是在我的计划中可预见的,我坠入爱河娶了一个当地的苏州姑娘,成了家,这时跟正伯的交流也藉着同在大陆的地利之便频繁了起来。1999年12月的寒冬,正伯藉着前往南京开会的顺道,专程来苏州探望我,我与内人真是喜出望外,礼拜六的当晚,我加班完后回到了家中约半个小时,正在翘首等待正伯的电话时,他老人家已伫立在门前,我们随即前往苏州的“毛家馆”大啖地道的湖南菜(师父主厨为湖南湘潭人),左宗棠鸡,火培鱼等“火辣”佳肴把温度炒热。次日,天公作美,艳阳高照,乃偕正伯随在地的苏州友人共同攀登灵岩山,去亲近相传是当年吴王夫差为西施盖的行宫遗址,晚餐则在“松鹤楼”共同品尝不同风味的苏州江淮名菜。在这次的闲谈中,我才知在抗日战争日末期,日军发动“一号作战”以打通粤汉铁路,湖南的菁华地区长沙,浏阳,湘潭,邵阳,衡阳相继沦陷,正伯在湖南中西部逃难时曾与学校失联月余,生活饮食顿成问题,他幸运地巧遇隶属第九战区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102师部队,得正伯的堂舅第102师长梁勃少将(八娭毑的堂兄)之助,曾随军补了一个文书上士的空衔,虽然正伯连“两尺半”军装也没有真正地穿过,但藉此军饷才勉强糊口解决生计并随军安然撤退转进,直到追上国立师范学院归队为止,我方才了解他们这一代人求知的艰辛和刻苦,相对而言,家父的情形略好,国共内战期间,一路与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相随,就学南京,滞留广州,迁徙赴台,盖烈属的待遇在蒋宋美龄女士的看照下好多了。这一次,我们伯侄又将四年前在美国讨论的一个空洞的腹案—–修家谱,再重新拾起,正伯允诺将会托付已回老家定居的七伯(正伯的亲大哥)去找一些资料以供我修家谱之用,我则承诺用我的傻劲戮力而为。那是一个我们伯侄俩今生的君子协定,至此,原先的构想似乎有了些眉目,变成了可行的计划。星期一大早,我和妻子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目送正伯离开,殊不知,这是我今生最后一次机会与正伯四目相接。

2000年初,我带着新婚的苏州妻子到美国新大陆找寻新的人生机会,也继续保持着和正伯交往的热度。2001年初,正伯也如约将在老家找到的浏阳永安老谱“刘氏本源序”(七房禄分启锡公撰)寄给了我,我看了之后,那份兴奋之情真是溢于言表,回想自八岁以来就开始探索自己究竟是刘家的那一支族裔,这下有了清晰的答案,我们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第八子广陵思王刘荆之后,我赶忙在美国买了一本南朝宋范晔原著的“后汉书”作为我的参考书,也上美国亚裔图书馆去参阅中国“二十四史人名索引”去找寻一些刘家人的蛛丝马迹,我信手整理了一个大纲,手上也拥有一些草稿,但并未真格地逐字敲打以便转成电子档案。数年后,正伯经诊断出膀胱癌,且经过一些手术复健的折磨,我心中笼罩了一种不祥之预感,心想实在是刻不容缓了,乃振笔疾书,用我并不熟练的中文汉语拼音将资料打入,另外在越洋电话中,虽然正伯有一些耳背,但是在沟通的过程中由正伯母在旁传达,也还能将大意做一个转述。这其中,我透过多方查访找到了立维叔公(派名作柱,抗日战争时为中国空军飞虎队P-40驱逐机的飞行分队长,1943年12月在印度飞机故障殉国)在国民政府空军烈士录的照片和简介,另外我考证出正伯,八伯,和家父他们这一代贤字辈长辈为汉高祖刘邦的七十四世孙,此外,关于老刘家的播迁,我们先祖广陵思王刘荆在公元58年分封到江苏省扬州市,其后人于约公元310年左右五胡乱华之际南迁江西省奉新县,到了公元1333年元朝末年始入湖南省浏阳市永安镇现址。至此,一个家谱的大纲轮廓正在浮现出来。正伯看了最初的几个版本,很满意我的修改进度,也对我慰勉有加。2009年10月3日中秋节,当我拨通电话,一方面喜孜孜地要向正伯和伯母庆祝中秋佳节,另一方面尚准备寄送更新版的家谱给正伯时,不料电话那头只传来了正伯母的啜泣之声,这有如晴天霹雳的消息不得不让我强迫去接受正伯已于当日稍早辞世,我告诉自己我已永远地失去了正伯了,虽然1999年隆冬在苏州的“伯侄协议”还历历在目。

在往后修家谱的过程中,有很多零杂的思绪和过往的点滴涌上心头,我尝想1999年隆冬正伯专程来苏州与我落实这个老刘家修谱的重大工程,并带来他愿意搜寻并提供老刘家的老谱讯息,莫非这一切都是老刘家冥冥中的安排?走笔至此,不禁莞尔一笑。我将不负他的期望继续努力下去修订家谱的内容,直到我找到下一代合适的景字辈,或再次一代徽字辈接班人为止(如果够长命的话)。现今这份家谱的讯息让景莹侄女在她们学校的世界历史的专题中,让她很自豪地介绍她是中国失落的公主(the Lost Princess),也让景涵,景淳侄儿知道他们是大汉帝国建国者刘邦七十六代孙,我也强迫两犬子景诺和景睿及在台湾的侄儿景昕和景珩记得我们这支的始祖广陵思王刘荆,看来这家谱中的内容在他们景字辈中发硝,这才是让正伯精神长存永续的积极方式。诚如亦心哥所言,“他(正伯)做不到的事情由你来完成”。我倒要约略纠正这种说法,这并不代表正伯生前不能做,而这该是由我们良字辈接手,薪火相传。正伯哲人其萎,我等尚值壮年,实为责无旁贷。回想旧事,这辈子正伯和我只分别在1995年和1999年见了两次面,连在同一个屋檐下睡眠时间合算一共相处了不到100个小时,不过我揽下了这修谱的重责大任,也同时扛下了他的殷切的叮咛和期许,相信他在天之灵会庇佑这我们刘氏子孙和他关心的人,我也将守卫着苏州的“伯侄协议”,让这个仅有两面之缘产生的一世情愫继续前行,发光,发亮。

后记:
本文原完成于二〇一二年六月一日。当年母亲节前后,正伯母与东北师范大学退休同仁计卅余人,首次组团同游宝岛台湾,在台北与旅台亲属父亲贤祥,母亲,大堂姐良蔚,舍弟良德聚首,正伯母倡议众人为文一篇,襄赞正伯母出版永怀正伯的纪念文集。本文作者奉父命,代表旅居台湾的永安耕塘族人,响应正伯母的壮举,乃修此文,长留秉正伯生前对家乡故土之深爱,对两岸亲族之关切,对修谱大事之焦虑,和对国家民族之厚望。今二〇一六年,获正伯母同意,允将此文与众刘氏族人分享,以志浏阳永安老家六修族谱之盛事。

本文中所谈及的家谱,乃为作者私修的家谱概要,其精华内容已节录于“永安刘氏源流考”中。

作者:刘良昇 / Lanson Liu(七房相公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