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忠报国”——桂林中学刘氏三姐妹的故事

今年是母校桂林中学115周年校庆。刘婴谷校友,想给母校写写她们三姐妹的事情,为母校保存一份历史资料,也是作为母校庆生的一份贺礼。她因为近期刚做过白内障手术,眼睛看东西有困难,于是,给我打电话,希望我能助一臂之力。能为老学长做点事情,我感到很荣幸。刘婴谷校友退休前是中国农业大学水利土木工程学院的副教授,我习惯上尊称她为刘老师。九月底的一天,我如约到刘老师在海淀区清华东路中国农业大学的家,进行访谈。

刘婴谷和董家桂

这天天下着细雨,秋风拂面,让人感到丝丝凉意。在一个暑夏的肆虐后,这种凉意让人感到舒适。我按照刘老师发给我的地址,进入宿舍区,宿舍区大门有人把守,访客需要出示健康宝,测量体温,严格按照疫情防范规定进入。刘老师家在二楼,这是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六层老楼,没有电梯。我按了门上的门铃,过了好大一会儿,刘老师的先生郑老师来开门。他们年岁大了,耳朵不太灵敏,腿脚不太利索。郑老师退休前也在中国农业大学当教授。进到屋里,有点昏暗,尽管地面铺着木地板,但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让人一看,就是上世纪的装修。刘老师把我领到靠南侧的小书房里,老式的书柜、沙发、茶几,无一不打上时代的烙印。刘老师坐在沙发上,对我说,天气不好,让我跑大老远到她这里,有点过意不去。我赶忙对老人说,没关系的,这点雨和路程算不得什么。我心里想,学长们几十年经历不同时期的磨难,那才称得上是大风大雨。他们能在大风大雨中幸存下来,表明了他们骨子里的坚忍不屈,令人敬佩;有的人没能躲过大风大雨而不幸离世,尤其是那些含冤的逝者,不能不令人悲愤和惋惜!

我看到书房的茶几上、地上摆着几个大信封,刘老师说,昨天她整理了一天的书柜,本来想找些资料供我写稿,可惜没有找到多少东西,既觉得累,又感到遗憾。我安慰刘老师,请她把知道的信息告诉我,我再想其它办法找一些材料,等把文稿写完后,先发给她审阅,没有问题后我再发给桂中和校友公共平台发表。刘老师同意我的想法。我们开始了访谈,没有什么预先设定的问题,而是漫谈式的,刘老师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我根据她说的话,随时提出联想到的问题,两人都感到很轻松。

刘老师最先说到的是她的三姐,刘美荆。

 

刘美荆烈士

刘美荆,在刘家家族排行中位列十二,所以家人又叫她十二姐(妹),外甥们称呼她十二孃。

我在《桂林中学师生名录(1905-2015年)》一书中查询到,刘美荆在桂林中学解放前的高58班,这个班级的学生于1950年1月毕业。

刘老师讲起她的三姐时,神色黯然,三姐的身世留给她的印象太深刻了。她曾经把刘美荆烈士的事迹写成文章,《她永远十七岁——缅怀刘美荆烈士》,收集在我主编的庆祝母校110周年华诞的纪念文集《桂中记忆》一书中。

她说,每每到清明时节,她都会想念美荆姐姐。今年清明节,她写了一首诗,寄托着她对姐姐的哀思。

《祭祀刘美荆烈士》

姐姐刘美荆,
永远十七岁,
光辉划长空,
闪烁照人间。
桂林待解放,
投奔游击队,
后勤作供给,
物资难筹集,
迎着困难上。
蚊咬难休息,
设计微型帐,
战友笑开颜。
坚持近二年。
解放已临近,
突然遭包围,
只身已脱险,
返回救战友,
中弹洒鲜血。
青春十七载,
花样好年华,
中国奠基人。

刘美荆具有进步的思想,并不是偶然的。在中学时代,她接触了许多进步青年,如王宝珠、苏素萍、靳兆强、谢和群等(这些进步青年后来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桂北游击队)。在班主任李文英老师组织的进步社团“呼唤社”里,刘美荆和同学讨论国家的前途命运,在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民主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刘老师回忆,她的家是许多进步青年从事革命活动聚会、掩护革命同志转移的地方。美荆姐在家里经常和进步青年一起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黑暗,憧憬着美好的明天,准备着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去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刘美荆牺牲时,距离她的十八岁生日只差一个月,距离桂林的解放只差14天。当时的国民党军队可谓丧心病狂,对桂北游击队不仅疯狂围剿,而且对杀害的游击队员进行惨无人道地虐待,他们把刘美荆等三位烈士的头颅割下,拿到桂林请功领赏。

讲到这里,刘老师满腔愤恨。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惨绝人寰,注定要失败!她说美荆姐本来已经突围,她是返回去解救受伤的战友而不幸遇害的。她爱自己的同学和战友,不愿意他们受到任何伤害。因此,同学和战友也热爱和敬佩她。她牺牲以后,战友们为她竖立了一块纪念碑,上面镌刻着“烈士刘美荆,永远十七岁”的赞誉诗,时不时地,战友们去她的墓前祭奠她,她永远活在战友们的心中。

在同学和战友们的心里,刘美荆永远是十七岁。而在她母亲的眼里,刘美荆在长大。刘老师说,由于不愿让年迈的母亲伤心,家人就把美荆姐已牺牲的事一直隐瞒着。桂林市民政局应亲人的要求,将钉在她家门口的“革命烈士家属”光荣匾改成了“革命军人家属”,美荆姐的战友则从北京等地以她的名义给母亲写信。蒙在鼓里的母亲经常自豪地跟别人说:“我女儿在北京做大事呢。”直到1960年,母亲在翻晒衣物时,无意中发现了由毛泽东主席签发的《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这才恍然大悟,悲痛欲绝……

刘美荆烈士光荣纪念证

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勇于献身的人,会得到所有人的敬重。刘美荆烈士不仅作为桂林中学校友,成为桂林中学的骄傲。她初中就读的桂林师范学院附中,也把刘美荆烈士作为优秀校友而载入校史。刘老师拿出一本广西师范大学附中制作的画册给我看,里面有对刘美荆烈士的介绍和赞誉之词,满满的正能量。

刘美荆烈士永垂不朽!

讲到二姐刘汀鸥,刘老师用了一个词形容她的这个姐姐,逆行者。

 

《桂林中学师生名录(1905-2015年)》记载,刘汀鸥1947年毕业于桂林中学解放前的高48班。

刘老师向我解释,为什么叫二姐是逆行者呢?

二姐汀鸥从桂林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取了很难录取的湖南大学。但是,她不“安分”起来。那时,解放战争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她作为不到二十岁的热血青年,特别是受到妹妹美荆的感染,怀着对国民党军队的满腔仇恨,决心要上战场,替妹妹报仇雪恨,彻底结束国民党政府的腐朽统治。因此,参军是一条最好的出路。于是,她瞒着家人,报考了张家口通讯学校,这只是一所中专学校,当然不如湖南大学名气大,然而,她为了学习军事技术,为了参军,为了有机会上战场,她做出了割舍。同时,北方冬天气候干燥寒冷,战争年代条件极其艰苦,作为南方人,开始极不适应,需要极大的毅力和勇气。她为了理想,为了正义事业,勇敢地承受与坚持,完成过了学业。只有逆行者才会有这样的决心和行为。

她毕业后,全国解放了,人们投入到建设新中国的事业中。她有两个选择,一是留在北京,二是到南京。她选择了南京,到南京无线电厂工作。

南京无线电厂,1936年成立于湖南长沙,属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最初叫湖南电器制造厂。1941年迁往江苏南京,更名为中央无线电器材有限公司。解放后,收归国有,改名为南京无线电厂,也叫714厂,“7”字头代表姓“国”。南京无线电厂,曾经声名显赫一时,1953年,创造出中国第一台全国产化电子管收音机,叫“红星牌”;1959年,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熊猫牌”收、录、唱三用高级组合音响,被周恩来总理用作国礼赠送外国元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使用;同年,仅用两个月的时间,研制出江苏省内最早的一台黑白电视机,也就是后来风靡全国市场的“熊猫牌”黑白电视机;1992年,中国第一条自行设计的录像机生产线诞生在南京无线电厂;……

这些成就的取得,有作为工厂一员的刘汀鸥的贡献。刘汀鸥一直在南京无线电厂工作,直至退休。她目睹了工厂的兴衰、改制,如今,南京无线电厂更名为中国电子熊猫集团,昔日的辉煌不再。汀鸥二姐跟刘老师聊起工厂的变迁时,说这是时代的使然,改革的必然。只有变革企业才能生存和发展。商场也是战场,要战胜对手,靠的是人才和科技进步,匹夫之勇是不行的。

刘汀鸥退休后,在家含饴弄孙、颐养天年,如今九十多岁高龄了。她心态平和,感到满足。她经常对自己的孩子们说,要靠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工作过上好的生活。她经常想起美荆妹妹,在行动方便的日子里,总是回桂林看看妹妹,告诉妹妹后来国家和自家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告慰妹妹的在天之灵安息!

共和国没有忘记她,给她颁发了一枚解放战争纪念章,以表彰她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的贡献!

刘老师讲完姐姐们的事后,把自己放在后面,她觉得同她们相比,她不如她们,这既是她的谦逊,也表示对她们的敬重。她说一辈子都与农田水利打交道,她把自己定义为一名农田水利工作者。为了便于叙述,我以第一人称写刘老师的故事。

 

我1955年毕业于桂林中学高16班,同年以第一志愿考入武汉水利学院农田水利系。

1960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简称北京农机学院)农田水利专业当老师。1963年,学校安排我指导首届毕业生,我感到很自豪,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坚定了我教书育人的信心。

1964年,我和本校的郑耀泉结婚,第二年,我们夫妻被调到北京农机学院河南博爱龙城半工半读分院。当时我们仍然是北京市户口,由于没有当地户口,不能吃商品粮,商品粮是凭户口供应的,只能吃分院农场的自给粮。

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河南分院全体师生到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回到北京,正好,我的两个孩子陆续在北京出生。

1970年末,受博爱市水利局的特别邀请,我们学校组织小分队到许良公社的黄岭大队参加引水上山工程,当时郑耀泉在石家庄,我就带着两个小孩跟随小分队到了黄岭大队安家落户,黄岭派专人带我们的孩子,这样我就参加了引水上山的设计与施工工作。对于组织上的安排,我坚决服从,没有丝毫怨言,即使把我们的户口从北京迁到河南省博爱市,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品性与追求,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有利于把我们的青春和才华奉献给国家和人民。

丹河是长江水系支流汉江的支流,在河南博爱黄岭村流过,土高水低,无法利用,造成田地干旱。见水白白流过却不能灌溉,村民苦不堪言。我们在丹河上兴建南河电站,提水上山,就地势修水库,解决了村民用水和灌溉问题,战胜了自然灾害,作为一名水利工作者,我既感到身上肩负的责任,又为自己的付出有所收获而感到骄傲!

刘婴谷在南河电站建设工地

刘婴谷在建成后的南河电站

1971年7月,北京农机学院决定迁到重庆,我们要回校跟随搬迁,这时候博爱南河引水上山工程也基本告一段落,我们告别了山区纯朴的老乡们,跟着学校到重庆北培与西南农学院商讨两校合并事宜。我在北培水利局做一些零星的技术工作,郑耀泉跟随学校其他老师组织到重庆远近郊的一些农村和水利单位进行调查,为下一阶段的教学改革提出方案。

1975年,政治形势有所缓和,由于北京农机学院与西南农学院合并谈判不成功,北京农机学院决定自己建校,选择河北邢台建立华北农机学院,从此开始了建校和盖房的各项工作。学校建设进度很快,不久我们就搬进了华北农机学院,开始了正常的教学工作和生活。

中国进入七十年代后,实现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成为主旋律。水利形势也发生了变化,以抗洪防灾为主的水利建设方针正转变为精准制作现代化灌溉的节约用水方针。党和政府提出,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

1978年,在北京举办12国农机展览,华北农机学院专门安排老师到北京参观学习,我们有幸参加了活动。我们看着国外的农业机械化,真的是大开眼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滴灌技术,从此我们展开了适合我国国情的滴灌技术与应用的研究之路。

回到邢台,我们了解到邢台的实地情况,其中果树地面积比较大,而果树采用滴灌技术比较合适,于是我们就用了三个汽油桶架高形成高位,然后采用管道连接起来进行滴灌,在张东村试验了五亩地,效果特别好,引起了周围老乡的重视。于是,我们和邢台的农业林业局合作,先后在沙河的农场进一步试验,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因此邢台召开科技大会邀请我们参加,并请我们做了主旨发言。

张东村的滴灌实验,设备简单,效果良好,群众极易掌握,引起了轰动,在当地水利局、林业局的配合下,很快在邢台建立了千亩滴灌试验田。滴灌试验得到了水利部重视,中国水科院专家专门实地考察后,建议立即进行研究,并在多个省份进行滴灌技术推广。从此以后,我和郑耀泉接受中国水科院的课题立项,走上了科研教学之路。

邓小平副总理主持中央工作后,学校领导向邓副总理申请学校搬回北京。经过多方面的协调,农机学院搬回到了北京原校址,并恢复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的名称。1985年10月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改名为北京农业工程大学。1995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北京农业大学与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合并成立中国农业大学,成为一所规模更大、学科设置更趋综合化的新型农业大学。

九十年代,我和郑耀泉先后退休,但退而不休,继续进行研究工作。我们将多年的研究成果编写成《喷灌与微灌技术应用》一书,以此向大家汇报,也作为我们对国家和人民的贡献。我把书赠送给桂林中学珍藏,感恩母校对我的培养。

郑耀泉、刘婴谷等编著的《喷灌与微灌技术应用》

可以说,我见证了新中国的独立、解放、成立、建设、浩劫、改革、开放、复兴等各时期,也见证了一生工作的学校从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到中国农业大学的变迁、壮大和发展等各阶段。尽管我是一个普通的教师,是一个农田水利工作者,我爱我的事业,我对自己一生的追求无怨无悔。我爱我的家人,我更明白,没有国哪有家,只有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每个家庭和个人才能过上好日子。当初三姐美荆抛头颅洒热血、二姐汀鸥投笔从戎,不都是为了国家吗?我跟随学校辗转于大半个中国,学以致用,也是为了国家。现在我闲赋在家,每天玩微信、上网,关心国家大事,和老同学老朋友老同事聊天,觉得很充实,还没有落伍。我享受着我建设过的国家带给我的福利,我很自豪,也很幸福。

刘婴谷和郑耀泉夫妇

{并非题外话}

2017年下半年,桂中83届高17班的李向红师姐联系我,她知道我做校友会,认识的校友多。她说她的先父文先得也是桂中校友,毕业于“文革”前高16班。她从桂中档案室获得一张1955年高16班的毕业合影,但她不知道照片上的哪一位同学是她父亲,因为她不到2周岁时,父亲以“莫须有”的罪名含冤致死,她对父亲没有丝毫印象。她请亲戚朋友辨认照片,说法不太一样。于是,她想让父亲的高中同学进行确认。我把照片发给在上海的雷啸霖院士和在北京的刘婴谷老师,他们是文先得校友的高中同班同学,他们确认的是同一个人。为了保险起见,2018年春节正月初三在京校友们聚会,我又把照片拿给见过文先得校友的老学长看,他们辨认的结果和雷院士、刘老师确认的一样。李向红师姐终于知晓父亲的模样,很高兴,也很感谢父亲的老同学。李师姐于2018年、2019年两次到北京开会,都专门拜访了刘婴谷老师和苏越老师。见到他们,李师姐禁不住热泪盈眶,他们是除了家人以外父亲最亲近的人了,在她眼里,他们就是她的亲人。刘老师把自己珍藏的一枚纪念章送给了李向红师姐,就像给自己孩子的礼物。刘老师对李向红师姐说,她的父亲文先得是个很优秀的人,在班里当过团支部书记,高中毕业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她父亲也是一个脚踏实地、知恩图报的人,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广西大学任教,但他毅然申请回到家乡当中学老师,振兴家乡的教育事业。过去的一切都成为历史,我们铭记历史的最好方法就是向前看,只有社会不断进步和文明,才能避免悲剧重演。刘老师希望李向红师姐努力工作,好好生活,孝顺母亲,培养好孩子,就是对父亲最好的报答。刘老师言传身教,关心后人,传递正能量,表现了长者的风范。

李向红和刘婴谷

前排左起:李向红、刘婴谷、郑耀泉、苏越

我问刘老师,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仍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作为女孩子,她们三姐妹何以能够读书,而且一直读中学甚至后来读大学?

 

“雨过琴书润,风来翰墨香”,是庐山“白鹿洞书院”西厢房廊柱上的一副对联,意思是,无论屋外刮风还是下雨,人在屋里专注于书香的扉页中。

刘老师说,刘家是书香门第之家,祖祖辈辈都是读书人,不置田地不经商,在前清时从政做官为生计。

她的祖父刘名誉,光绪六年中进士,经殿试后,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子监协修、功臣馆纂修,在贵州、河南任主考,做过海宁、淮安知府,辛亥革命后回桂林任桂林县立桂山中学校长,著书立说,为桂林的教育事业多有贡献。我查阅了《桂林中学校志》,1931年8月,“广西省立第三中学校”高、初中分校,高中部改名“广西省立第三高级中学”,初中部改名“广西省立第三初级中学”。1934年秋,桂林县立桂山中学合并于广西省立第三初级中学,更名为“广西省立桂林初级中学”。虽然刘名誉那时已经去世,但是追本溯源,他与桂林中学还是有渊源的,这就不难理解,刘氏三姐妹都进入桂中读书。

刘老师的父亲刘信济,自幼博览群书,经、史、子、集、诗词歌赋无一不精,有一手好书法,写得优美的文章,还精通音律,擅长吹笛吹箫,祖父在世时曾感叹:若尚有科举,信济定能金榜题名。父亲书房的轩窗上挂的一副对联,正是:“雨过琴书润,风来翰墨香”,既托物言志,又对子女们有耳濡目染的影响。

刘老师的母亲罗政荣,幼年念过两年私塾,读过《三字经》、《女儿经》之类的启蒙读物,喜欢看《三国演义》、《红楼梦》、《笔生花》、《再生缘》之类的小说。她明事理、有远见,体会到妇女必须立足社会,经济独立,不能依靠别人。因此,她鼓励女孩子们抓紧寻找学习的机会,学到本事,争取就业,不能当家庭妇女。她对女儿们说,只要你们努力读书,我即使卖房子也要供你们。

因此,在家庭的熏陶下,在母亲开明支持下,刘老师和她的二姐、三姐都有机会上学,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并对国家和社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刘婴谷全家唯一的合照(缺父亲,照片里有母亲、三位孃孃、三位兄长及姐妹四人)

我又问刘老师,她在桂中学习多年,她对桂中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什么,或者说桂中文化的精髓是什么?刘老师用四个字进行归纳,那就是“精忠报国”。

 

刘老师说,她和姐姐们很幸运,她们在桂中学习的年代,遇到很多学识渊博、认真负责、和蔼可亲的老师们,骆醒民、陈人鸿、李传瑄、龙廷霸、……,至今她仍记得老师们的音容笑貌,毕业后,只要回桂林,她都要去看望老师们。

“专心志,忧天下”,是母校的校训,她说,在学校,要专心致志学习,进入社会后,必须努力工作,把自己的才华奉献给社会,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因此,“忧天下”,在她看来,就是“精忠报国”。宋朝时期,岳母把“精忠报国”四个字刻在岳飞背上,让他牢记保家卫国的责任重于泰山。在桂中上学时,老师们除了传授课业,就是把社会责任感镌刻在学生们的思想里。因此,在战争年代,桂中涌现出很多仁人志士和烈士,李征凤、谢铁民、黄锦辉、刘俊民、秦开阳、黄觉先、……,还有她的三姐刘美荆。她的二姐刘汀鸥,投笔从戎,虽然没有上战场,但也是在“精忠报国”思想引导下的献身精神。她为她们自豪,她们也成为她人生中的楷模。

在和平时期,尽管不需要牺牲生命,但是,仍然需要提倡艰苦奋斗,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而贡献自己的力量。桂中校友黄旭华院士,三十年隐姓埋名,和同事们设计制造出中国的第一艘核潜艇;李林、童庆禧、雷啸霖等院士,在中国的尖端科学研究领域做出了重大成就,……,他们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现时代,他们的精神仍具有现实意义。

在新时代里,我们肩负着民族复兴的使命,“精忠报国”更多地体现在通过科技创新,使中国从大国走向强国,任重道远,这是刘老师给年轻一代学友们的嘱托和希冀!

 

口述:刘婴谷(善字辈,七房相公后裔)

撰稿:董家桂

编辑:易千淋

来源:桂林中学全球校友交流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