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有功，宗有德，自非功德厚者，不得擅祖宗之名，居二祧之庙。
——《魏书·礼志》
从“汉高祖”说起
众所周知，刘邦“斩白蛇起义”，开创了两汉四百年江山。这位汉朝开国皇帝的经历很富有传奇性，跟之相关的戏曲作品和民间故事也不少。其中当然有直称其名为刘邦的，但最常见的是“汉高祖”。这跟习惯上对汉代其他皇帝名号的习惯称呼一般使用其谥号，称作“汉某帝”如汉文帝、汉武帝、汉平帝的做法，显得很不一样。
如果查阅一下史书的话，又很容易发现，“高祖”这个称呼，实际上并不严谨。
司马迁在《史记》里虽然以《高祖本纪》为名，但具体所记载刘邦去世后的情况却分明写着，“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细，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上尊号为高皇帝。”
后来的班固撰写《汉书·高帝纪》时，关于汉代早期的历史往往沿袭《史记》的说法，关于刘邦去世后群臣讨论其名号的一段文字，就几乎照抄司马迁的说法：“群臣曰：‘高祖起微细，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上尊号为高皇帝。”
明人绘汉高祖刘邦画像
《史记》与《汉书》中两段文字的意思很清楚，汉代开国君主刘邦有两个正式称呼，其一是“汉太祖”，其二是“高皇帝”。王力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一书中解释：“封建皇帝在谥号前面还有庙号……举例来说，汉高祖的全号是太祖高皇帝。”
“庙号”一词，感觉距离现代人的生活很远。但若换一个说法，大概就人人熟悉了。这就是“祖宗”。毛泽东在《沁园春·雪》里提到的“唐（太）宗”“宋（太）祖”就分别是李世民和赵匡胤两位帝王的“庙号”。
王力先生的意思是，“太祖”是刘邦的“庙号”，而“高皇帝”是其“谥号”。对此还有一个佐证，班固在《汉书·景帝纪》里记载，丞相申屠嘉等人上书汉景帝：“臣谨议，世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帝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这就在历史上首次为汉高祖的祭祀专庙命名为“太祖之庙”，同时为汉文帝的祭祀专庙命名为“太宗之庙”。由此可见，刘邦的“庙号”是“太祖”而非“高祖”。
那么，什么是“庙号”呢？中国古代的帝王死后，必须在专门的祭祀之庙或在太庙里立室奉祀，在奉祀时不能直接称名，而必须特别追上一个称号，这就是庙号。由于“庙号”是皇帝死后由礼官和大臣根据其在皇族中的世系和功绩议定的，一般在皇帝生前是不可能出现的（当然也有个别例外）。所以有些电视剧里的皇帝自称“某某祖”“某某宗”，着实也是滑稽。
“庙号”的起源，至今还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庙号是从汉代才开始使用的（所以刘邦是第一位拥有“庙号”的皇帝）。但是也有人考证，殷商时期的帝王最早使用了庙号，如商王太甲称“太宗”，太戊称“中宗”，武丁则称“高宗”。只不过后来的周、秦两代不再使用，而是到了汉代才算是恢复了“庙号”的使用。
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不论是“初建”还是“恢复”，汉代初期的庙号制度还不是很规范。比如，汉景帝虽然为刘邦和刘恒（文帝）定了庙号，但他和自己的儿子刘彻（武帝）死后就没有定庙号，直到汉昭帝之后的汉宣帝时才为武帝定下了庙号“世宗”。所以生活在汉武帝时期的司马迁就常常将庙号和谥号混用，在《高祖本纪》中对刘邦的称呼时而“高祖”，时而“高帝”，没有统一，反而“高祖”这一提法对后世的影响更大。
到底什么人配称“祖”“宗”
相比“庙号”的起始年代的糊涂账，“庙号”所用的“祖”“宗”二字的出处倒是清楚许多。儒家经典《礼记》明确写着，“祖有功，宗有德。”然而，什么叫“功”，何者又谓“德”，这二字究竟该什么理解，各人看法也不相同。
东汉末期的学者应劭提出，“始取天下者曰祖，始治天下者曰宗”。“取天下”与“治天下”当然是“功”与“德”，但加上一个“始”字之后，似乎一朝一代最多也只能容下“一祖一宗”了，即便在当时，这也不符合汉代的实际情况（刘邦庙号太祖，刘秀庙号世祖，两汉的“宗”更多）。
所以，后世唐代的颜师古就直截了当地说，应劭的说法是错的（“应说非也”）。但是他对应劭对“祖”的解释意见不大，而只认为“宗”不是“始治天下”而是“有德可尊”的意思。这样一来，一个朝代，就不必只限一“宗”了。
颜师古是《颜氏家训》作者颜之推的孙子，本人是著名的训诂学家，他的“五世从孙”更是大名鼎鼎的颜真卿。以他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其影响所及，清代“桐城派”的创始人方苞就附和颜师古的看法，认为“宗无定数”。当然也有人不向“学术权威”低头，北宋史学家刘攽就来了一句“颜说非也”。按他的理解，只有“始受命”也就是开国皇帝才称为“太祖”，至于其余皇帝，“有功亦称祖”。
北京太庙，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现为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为中国古代的供奉皇帝先祖之庙。帝王死后会在太庙里立室奉祀，奉祀时不能直接称名，而称呼如“某某祖” “某某宗”称号，即所谓的庙号。具体的庙号一般为皇帝死后由礼官和大臣商议确定
另一方面，无论“祖宗”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庙号”总归与皇家的宗庙有关。在古代，太庙中受祭祀的帝王祖先在数量是有限制的，周制有“天子七庙”，即太庙中同时受后世祭祀的祖先只能有七个。这七个祖先是最早的开国远祖和最近的六代祖先，合称七庙。贾谊在《过秦论》所写的“一夫作难而七庙隳”一句中，七庙被毁（“七庙隳”）的意思就是祖宗太庙被毁，朝代也就灭亡了。正是由于庙的容量有限，不是每一个皇帝死后都能享此“殊荣”，只有生前建有丰功伟绩的君主，其神主牌位才能够进入太庙立室奉祀。
西汉十二帝只有四位皇帝有庙号，东汉十三帝也只有七个皇帝有庙号，其原因盖出于此。
“太祖”要比“高祖”多
自从汉代确立庙号之制以来，历朝历代大体继承，直到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辛亥革命后宣布退位，光绪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拥有“庙号”的封建帝王（清德宗）。
之所以说是“大体继承”，是因为并非所有朝代都立庙号。例如，三国时国祚短促的蜀汉就无庙号，所以刘备与刘禅就习惯叫作“先主”“后主”。说起来，还是日后十六国时期建立汉（前赵）的匈奴族首领刘渊“有良心”。他宣称自己是刘家后代，于是将刘备与刘邦（汉高祖）、刘秀（汉光武帝）一起尊为“三祖”。按《晋书》的记载，刘渊说过，“烈祖有云：‘吾之有将军，如鱼之有水（这是刘备说过的话）。’”据此，刘渊给刘备所追加的庙号，便是“烈祖”了。只不过这个乱世中的汉国（前赵）本身既非正统，其所追尊的刘备庙号，就更加没人当回事了。
在庙号的“祖”“宗”之中，显而易见“祖”的评判标准要清晰一些。毕竟“开国”就是最大的“功绩”，没有臣子敢对此持有异议。开国皇帝的庙号一般是“太祖”或“高祖”。称“太祖”者如南朝齐太祖（萧道成）、五代后梁太祖（朱温）、五代后周太祖（郭威）、宋太祖（赵匡胤）、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元太祖（即成吉思汗）、明太祖（朱元璋）、清太祖（努尔哈赤）。称“高祖”者为数较少，但也有如唐高祖（李渊）与五代后晋高祖（石敬瑭）、后汉高祖（刘知远）等几个例子。在“祖”中，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即“世祖”。建立东汉的光武帝刘秀是最早的一位“世祖”。从他的例子看，“世祖”虽然不是王朝的缔造者，但往往“另开统绪”，在王朝中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所以后世元、清两代都有一位“世祖”。元世祖忽必烈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孙子，在他的统治下，蒙古汗国正式将国号定为“大元”，进而灭亡南宋统一中国。无独有偶，清世祖（顺治皇帝）福临也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孙子，虽然改国号为“清”是其父清太宗（皇太极）的手笔，但清兵进关“定鼎燕京”后，福临专门在北京城里重新举行了登基仪式，象征清朝从此承接中华正统。由于忽必烈与福临两人有“二次开国”之功，故而也都被称为“世祖”了。
在昭穆制度下，太祖庙居中朝南，两侧依照昭穆之序分列子、孙各庙，太祖儿子为昭，其神主放于东一庙，太祖孙为穆，神主放于西一庙，然后以此类推，昭庙向西，穆庙向东。“天子七庙”指的是太庙中同时受祭祀只能有最早的开国远祖和最近的六代七位祖先
另外有一些人，生前没有当过皇帝，但是托后世子孙的福，也进了太庙成了某某祖。比如西晋的开国皇帝司马炎庙号只是“世祖”，原因就在于他把“高祖”让给了爷爷司马懿，“太祖”让给了父亲司马昭。虽然司马懿父子自从“高平陵政变”消灭了曹爽势力后的确执掌了曹魏的权柄，但到底在法理上不是皇帝（司马昭称晋王）。这种追尊没当过皇帝的祖先为“祖”的风气在后世愈演愈烈。比如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后，“只”向上追封四代祖先，还认为已经是相当客气，是“仁孝通于天地，不肯冒附名族”的善举。朱元璋也的确有“谦虚”的资本：此前的金代，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以上的金献祖、金昭祖、金景祖、金世祖、金肃宗、金穆宗、金康宗七人，都没有当过皇帝。
“一朝三祖”为哪般
当然，“庙号”发展到清代，从总体来说，早已失去了“非功德厚者，不得擅祖宗之名，居二祧之庙”的本义。就算是庙号所用之汉字，与君王的实际作为也可以有千里之遥。譬如光绪皇帝，一辈子受制于慈禧太后，又有何德何能可以与远赴万里之外恢复故国的西辽创建者耶律大石共用一个“德宗”庙号呢？
实际上，帝制发展到清代，皇权登峰造极，“庙号”在本质上已经沦为吹捧前代皇帝的工具，以致出现了“一朝三祖”的奇观。前面已经提到，曹魏有“三祖”。但其中的曹操是追尊，在世时并未称帝。因此实际上只有魏文帝（曹丕）与魏明帝（曹叡）两位皇帝称“祖”。反观清代，迁都北京不久，就追尊顺治帝的八世祖孟特穆为肇祖原皇帝、五世祖福满为兴祖直皇帝、高祖昌安为景祖翼皇帝、曾祖塔克世为显祖宣皇帝。要是算上这几位没当过皇帝的祖先，那就是不是“一朝三祖”而是“一朝七祖”了。
考察清朝当过皇帝的“三祖”，分别是清太祖努尔哈赤、清世祖福临与清圣祖玄烨。在这其中，最为奇特的就是“清圣祖”，人们更加熟悉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呼，康熙皇帝。
从左到右依次为 《清太祖天命皇帝朝服像》 《清世祖顺治皇帝朝服像》 《清圣祖康熙皇帝朝服像》，均现藏故宫博物院。画中是清朝庙号为“祖”的三位皇帝 ：太祖努尔哈赤、世祖福临、圣祖玄烨。清代庙号出现“一朝三祖”的奇观，标志着这套评价系统已经沦为单纯吹捧工具
算起来，康熙皇帝已经是爱新觉罗家族的第四位君主了，而且他的爷爷皇太极已经称为“太宗”，后嗣君主自然也应该循例称“宗”，父亲福临称为“世祖”尚有情可原，康熙帝凭什么称“祖”呢？因此，在位六十一年的玄烨驾崩之后，总理事务王大臣、内阁礼部、翰林院奏请继位的雍正皇帝确定庙号时候，就拟称“宗”。但事情偏偏出乎意料，雍正皇帝虽然承认皇考（康熙皇帝）“本应称宗”，但借口康熙帝功绩超群，“论继统则为守成，论勋业则为开创”，所以“宜崇祖号”。当朝皇帝既然已经有了授意，诸王贝勒、文武大臣一阵忙碌以后，确定康熙帝的庙号为“圣祖”。
这就有些吓人了。康熙皇帝平定三藩，统一台湾，收复雅克萨，击退噶尔丹，无疑是位雄才大略的帝王。问题在于，此前“圣祖”这个庙号只用过两次，一次是西南一隅的大理（在今云南）统治者郑买嗣，小国寡民固无足道。另一次是北宋的宋真宗，追尊赵公明（民间传说中的财神爷）为“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上帝”，这更是天上神仙的尊号，与人间无涉了。“圣”这个字眼，来自《尚书》里的“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作为最贤明的君主的称颂之词。在清代之前，就连用过“圣宗”庙号的也只有辽圣宗耶律隆绪一人，何况“圣祖”？康熙皇帝的功绩果真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的么？
但雍正皇帝就是给老爸玄烨用上了“圣祖”的庙号。不仅如此，雍正皇帝还以极为隆重的丧礼，将康熙帝的灵柩葬于东陵，使其成为清代第一位土葬的皇帝（之前都是火葬）。这还不够，雍正皇帝又以不忍动用先皇遗物这一借口，把自己处理政务的地方从“乾清宫”移到了“养心殿”，进而在养心殿、景山寿皇殿等处供奉康熙帝神主、遗像。这实在是有尊崇过度之嫌，不能不令人联想到流传至今的雍正皇帝即位疑云。对先帝格外尊崇或许是“四爷”宣示继位合法性的手段，也未可知。
《康熙南巡图》 （第九卷局部），清，王翚等作，绢本设色，纵67.8厘米，横1400至2600厘米（各卷不等），该卷现藏故宫博物院
从表面上看，清代庙号的“三祖”到此为止告一段落。从雍正皇帝（清世宗）开始，所有清帝的庙号都变成了“宗”，也算是回归了常态。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清朝差一点就出现了第四位“祖”，这就是有清一代（包括前身后金）第六位最高统治者，爱新觉罗·弘历，也就是前几年在电视剧里显得很忙的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御宇时间为中国历代皇帝之最（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乾隆帝在位六十年，再加三年掌握实权的“太上皇”），虽好大喜功，但其文治武功也堪称卓著，几与祖父康熙帝相埒。所以当嗣君嘉庆皇帝亲政以后，起初也准备依样画葫芦，为乾隆爷送上一个“祖”的庙号。就连借口用词找得都跟康熙皇帝差不多，一样都是“继统绪则为守成，论功业则兼开创，自宜崇称祖号”。好在乾隆皇帝生前曾面谕军机大臣，自己“万年之后”，庙号称“宗”，才算终结了这个一代拍一代马屁的恶性循环（否则清朝后面还会出现几个“祖”根本不可预料）。于是，清廷按照“肇纪立极曰高”的说法，将乾隆皇帝的庙号定为“高宗”。
如果说康熙帝的“圣祖”是高估了的，那乾隆帝的“高宗”庙号似乎又有些低估了这位“十全老人”的政绩。“高宗”起初当然是个美称，商高宗武丁缔造了殷商一代的盛世，从这点上看，将清代推入“康乾盛世”极盛的乾隆帝的确当得起“高宗”的称呼。但是，商代毕竟过于久远了，从汉以后，称作“高宗”者为数不少，得到好评的却不多。其中著名者，唐高宗李治，懦弱无能，为武后所制，以至于驾崩之后，连江山都换了“武”姓。宋高宗赵构更不待言，虽有“中兴”宋朝之功，却枉杀了岳飞父子，永远留下了恶名。至于汉高宗（元帝），更如同前面所说，因为KPI考核不合格，直接被光武帝取消了庙号。若以此看来，“高宗”也不是什么好庙号，却被嘉庆皇帝冠于乃父，确也有些离奇。
当然，嘉庆皇帝也不会背上“不孝”的罪名，因为他在确定“高宗”庙号时同时宣布乾隆皇帝的神主牌位“百世不祧”。毕竟太庙空间有限，所以除始祖外的神主，凡辈分远的要依次迁入祧庙中合祭；只有建立不朽功业的祖先永不迁移，叫作“百世不祧”。从太祖努尔哈赤到高宗弘历，清朝的前六代皇帝统统享受了“百世不祧”的待遇，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惯性，后世君主即便明知先君不愿意，也只能这么干了。比如道光皇帝在位期间遭遇了鸦片战争的惨败，连自己都觉得“朕万年后，断不可行祔庙之礼”。结果驾崩之后，曾国藩（当时任吏部侍郎）带头跳出来反对，认为道光帝“功德之弥纶，又当与列祖列宗，同为百世不祧之室”。结果，道光帝还是成了“百世不祧”的“清宣宗”。不难想见，之后的咸丰帝、同治帝、光绪帝三朝也是如法炮制，个个都是“百世不祧”。
幸而宣统帝在1912年宣告逊位，这才终结了有朝一日太庙会摆不下历代“百世不祧”的清帝牌位这一难题——顺便也终结了已然彻底变味的“庙号”制度。
作者：郭晔旻
国家人文历史 6月15日